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国家红会有很多共同之处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大家庭中，属于特殊类型吗？
范马丁：因为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历史原因，我们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红会。每个国家的红会都是结合自身环境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既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红会，也有“德国特色”的国家红会。但是在基础的事务上，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国家红会有很多共同之处。
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如果完全被批评浪潮掩盖，那将是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红十字会这几年遭遇的信任风波？你们和中国红十字会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范马丁：人们应该看到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行动和社会救助中开展了很多专注并且专业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对受灾地区脆弱群体以及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帮助。所有的这些努力和工作成果如果完全被批评浪潮掩盖，那将是很大的遗憾。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开始了重要改革来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机制。例如，他们发布捐款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积极公开回应大家的所有质询，努力改进公众提出的工作欠缺。这些行动都是在朝更好的方向努力。我希望大家能够认可这些努力背后的决心。
其他国家红会也遇到过信任危机并重塑公信力
记者：出现信任危机后，中国红十字会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谋求赢回声誉，但目前看来效果不大。据您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红十字会组织是否也遭遇过类似窘况？对中国红十字会摆脱信任危机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范马丁：在许多国家红会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也需要努力重建公信力。我相信其中一些国家红会已经与中国红十字会分享过如何摆脱信任危机的做法和经验。但中国红会面临的情况也有与其他国家不同地方，例如社交媒体环境。而且每个国家的公众对不同事件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中国红十字会重获公众信任是一个渐进过程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邀请社会名流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成员是否也有类似组织？您如何评价社会监督委员会？
范马丁：像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在其他国家红会肯定是存在的，特别是面对危机，需要重获公众信任的时候。有的国家，不是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而是原有的一些机构行使监督职责。
当公众提出各种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询时，社会监督委员会做了很多重要的调查工作。相信这种方法和过程会有助于中国红十字会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重获公众信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红十字会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尽全力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在灾难面前开展的各项工作显示其进步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红十字会针对芦山地震的工作表现？
范马丁：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反应迅速，立即向灾区派出了25支应急救援队，超过40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搜救和紧急医疗救助，并分发了几千顶帐篷、棉被、夹克衫和上万件食品、水、药物和其他救灾物品。
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显示了汶川地震后五年内他们在救灾工作上取得的各项进步。各种专业的救援能力得到了发展。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派出了很多支专业的国际救援队伍。中国红十字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专业救援队伍。他们也开展了新的专业行动，例如心理抚慰工作。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开展恢复和重建项目。
人民网网友参与监督红会工作是一种创新
记者：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紧急采购2000万元粮食、油、卫生用品，用于援助芦山地震受灾群众。这是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大额现金开支。对此次工作，人民网公开征集了三名网友参与监督，他们目前正在四川灾区开展工作，中国红十字会也非常配合。您如何评价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模式？
范马丁：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是一种创新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我们相信这种方式有助于中国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推广到其他国家红会。
对赵白鸽和她的团队有足够信心
记者：您如何评价赵白鸽？
范马丁：我觉得不该由我来评价赵白鸽会长，应该是她来评价我的工作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能干的领导，她正在推动中国红十字会进行重要改革。我们对她和她的团队有足够的信心。
记者：从国际红十字会的角度，如何评价中国红十字会这两年的整体工作？对中国红十字会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具体建议？
范马丁：中国红十字最近几年在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步。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项目活动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在志愿者管理、青少年工作上都有长足的发展。社区项目也从原来各自独立的项目到现在整体规划、协同发展。针对于不同需求的群体开展不同的服务，比如留守儿童关爱活动。这些管理结构、管理方式上的调整是整个组织发展的基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是其重要改革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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