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诺”难换中国作家“千金” 悲壮成表情【2】

为何悲壮？如何反抗？莫言提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各种各样的休闲方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写作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式微的一种反抗；新生的艺术门类在不断争夺读者的时间和眼球，作家的地位不能跟以前同日而语，所以才悲壮。当莫言本人从文坛出道的时候，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一个短篇的机会都极其难得，如果能够出书，那简直可以获得读者“神一样”的待遇。而现在，不必说各路大小明星，即使是后后辈的郭敬明和韩寒们，图书销量动辄可以上百万，话题也一个比一个劲爆，只要他们出来，记者发布会就绝对不会冷场郭敬明们可不需要莫言们搭配来凑话题，他们懂得包装自己。在郭敬明明星式的对答如流映衬下，莫言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不知从什么年代“穿越”到上海的。

相比郭敬明，莫言确实“悲壮”得多。 2001年莫言推出《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少轰动，新闻发布会上，图书记者们纷纷追问莫言干嘛在“地方包围中央”的头发上弄了几个发卡。倒是在2002年，《檀香刑》颇为火过一阵子，原因是不知哪家媒体曝出消息：继《红高粱》被张艺谋搬上电影银幕后，《檀香刑》已经以50万元的高价卖断电影版权。电话打到莫言北京家中，莫言直斥“胡说八道”。事实到现在已经很清楚：纯属假新闻。

“悲壮”成为一种集体表情

事实上，“悲壮”这两个字，几乎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严肃作家在面对媒体、面对文学圈外部世界的集体表情。

即使是中国顶级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还是余华，如果一部新作无法与影视剧、争议热点此类挂钩，连出版机构都会觉得愁苦：这本书的卖点是什么呢？怎么才能让记者把这个稿子做大点呢？这些作家当然足够著名，但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面前，韩寒和郭敬明的号召力显然更大。

人如其名的陕西作家陈忠实，最近几年来，在媒体中出现的最多的身份，是“电影《白鹿原》的原著”。老作家被记者追问对王全安所拍电影的看法，他能怎么说呢？只能厚道地说一句类似“反正我觉得还不错”的话他又不能大骂导演败坏了他用命写出来的小说！这完全不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作风。

余华最近一次在媒体亮相，是为被孟京辉改编成话剧的《活着》捧场。

贾平凹被崔永元追问为何去担任某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他们为什么请你？ ”贾平凹一脸犹豫地用《武林外传》里老板娘的腔调回答：额也不知道，额也很为难。

“触电”频繁的刘震云，新作应出版方之要求取名《我不是潘金莲》显然比著名的《一句顶一万句》销魂得多，然后他的新书发布会几乎就是一场“书名解释会”。可以想见，顶着这样的书名，至少在书店里，愿意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要多一些。

在近年来采访过的作家之中，只有张贤亮对“严肃文学的式微”这一话题处之泰然：我觉得没问题啊。作家们备受重视的年代，其实就是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现在人们看的玩的多了，小说不是唯一选择了，对作家可能不是好事，但对更广大的群体来说，我觉得是件好事。然后他说自己当下的生活：鸡蛋要吃当天下的，宝马要开七字头的多令人向往！

但张贤亮之所以有底气这么说，是因为他是少数“下海”并取得成功的异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贤亮就运用自己的知名度，投上全部家产，在宁夏打造著名的西北影视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那里拍摄的。张贤亮的大多数同行，却没有这种经商的天分，他们还在写、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