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何在？

　　“信号弹”不断，却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已有共识的“放开二胎”的政策变化，为何如此之艰难？

　　尽管不动摇基本国策，但“放开二胎”的建议依然受到了反对。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就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

　　程恩富曾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坦言，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是，他认为用放开二胎来解决老龄化等问题是不可取的。他希望中国的总人口应该逐渐减至5亿人左右。同时，程恩富也坦承自己是少数派。

　　政府机构里同样有反对的声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问题专家陆杰华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放开二胎政策的阻力肯定不在老百姓，而是在于一些决策者，“特别是考虑到人均GDP，因为放开之后可能会短期内出现人口增长，政府官员担心摊薄GDP。”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报道也曾透露，“单独二胎”政策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理由大致相近：人口突增，不利于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问题的解决。

　　另一个延缓二胎政策放开的因素在于计生系统的机构改革。近年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中共“十八大”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今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

　　不过，最大的阻力来自已经形成的计生利益集团。

　　据《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05年12月31日，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02年颁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违规超生的公民，要向计生部门缴纳社会抚养费，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既可由县级计生部门集中收取，也可委托乡镇街道征收。

　　这笔费用并无统一的标准，有些地方可能高达30万，有些地方只需要几万甚至数千。因此，也难以估算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模。国家审计署特派员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王小军在审计署网站上撰文透露，在县级计生部门集中征收抚养费的地方，有着大量少报、漏报违法生育人口的情况；而在委托乡镇代征抚养费的地方，由于乡镇一级分成较多，积极性很高，存在扣减资金不上缴财政、侵占挪用社会抚养费等问题。

　　7月11日，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一个月之后，给予书面回应的31个省级行政机关中，有19个省级财政部门和12个省计生部门。广东省和江苏省的计生委答复则称“属于内部掌握，不能公开”。

　　回复并公开了的省份数据惊人：福建为 20.7686亿元、广西8.6321亿元、海南2498万元、河南15.9856亿元、吉林6771万元、辽宁9100.19万元、四川24.5014亿元、重庆16.5亿元、云南2.2046亿元、湖北7.9817亿元。

　　曾有估算，全国这一费用每年的征收总额为200亿元左右。显然，社会抚养费成为地方计生部门的重要收入来源。根据吴有水的调查，许多县级政府甚至规定80%～90%的社会抚养费归当地计生部门。而至于这笔钱的最终流向，“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吴有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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