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审判

　　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受起考验。

　　新京报：据报道说，2001年之前，大多“落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2001年，辽宁“慕马案”第一次采用了异地办案、异地审判的模式。从“本地”到“异地”，在审理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田文昌：从“本地”到“异地”，表示对类似案件的处理越来越慎重。一般来说，小官无所谓“异地”还是“本地”审判。开始“异地办案”和“异地审判”的具体标志事件不太好说，但有一点，因为“落马高官”在当地的影响较大，所以“异地”审理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当地的不公正审理。

　　新京报：从目前看，法院审判“落马高官”有哪些特点？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响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为严谨，从趋势上看也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开。同时，也是通过对“落马高官”的公开审理表现出公开的公正，或者叫看得见的公正。

　　新京报：庭审直播，对于审判“落马高官”带来哪些影响？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会怕直播，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得起考验。

　　我认为，即使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落马高官”的审理，也不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应该以法律的公正，还治于对法律的践踏，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体现。反之，则很容易引起公众对涉事“落马高官”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说，一些“落马高官”在位时肆意践踏法律，有的甚至闹出“表情犯”之类的笑话，引起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的强烈反感，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还坚持支持公开审理，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律师如何辩护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你曾说，“落马高官案背后常常夹杂着权力的因素，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都有哪些“难题和风险”？

　　田文昌：当前的法治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作为律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被误解和报复，甚至有人把律师说成是贪腐官员的“帮凶”。其实这种说法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为“落马高官”辩护的律师，在审判前基本上和“落马高官”都是不认识的，既然是犯罪后认识的，怎么能说是“帮凶”？

　　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尽职尽责。

　　新京报：你总结了“落马高官”案的五大特点：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和律师风险大。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律师要为“落马高官”辩护？

　　田文昌：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总的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因素，于公而言，从责任角度上说是推动法治进程，从职业角度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历练。当然，为“落马高官”辩护也的确容易出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据说陈良宇、陈希同等“落马高官”都曾找你做辩护律师，你都给推了，为什么？

　　田文昌：作为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愿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来的又非常多，确实也忙不过来。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于选择案子的主要倾向，我更注重能否体现作为律师的价值和作用。难度大、争议大的案子，更能够发挥律师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师。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倾向于接这样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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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姚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