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想基础

　　各方利益取得最大公约数

　　记者：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割自己的肉”，阻力必然不会小，您认为主要阻力有哪些？

　　汪玉凯：政府自身改革每走一步都不容易，其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观念革新难。政府一直比较强势，要转型面临传统观念制约；二、部门利益太严重。改革势必影响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容易遭到阻碍；三、自身改革容易落实不到位。过去我们的改革大多数是改社会的，改老百姓的，改起来相对容易。比如，下岗分流、医疗制度改革、减人增效等等。但这些年，涉及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很难推进，比如三公消费、官员财产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直接动了政府的“奶酪”，所以很难。

　　记者：改革的阻力如此之大，所以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要构建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对改革还存在着认识问题？

　　汪玉凯：当前我国存在四大风险，一是经济风险，即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过去我国的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了30多年，平均接近9%，现在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经济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越发突出；二是社会风险，即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逐步扩大，各种机会分配不均等，既得利益的灰色权力、权贵资本等，导致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三是信任风险，即有的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不能兑现，各种社会保障不到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四是政治风险，腐败必须得到有效控制，给民众以希望，以凝聚人心。这些危机决定了我们只有继续深化改革。

　　重构改革的思想基础，在于协调各方利益，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最大公约数，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1978年改革起步的时候就是以思想解放、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为前提的。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这场思想解放，使中国人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大的公约数。目前，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在当前利益格局下取得最大公约数。

　　向既得利益动刀最难突破的是权贵利益集团

　　记者：那么您所说的“二次改革”，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重重阻力？

　　汪玉凯：突破口有两个，一是行政审批改革，二是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改革。

　　政府自身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是其核心，而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放权。十多年前,国务院大概有4300多项审批权，政府管得太多，市场很难发挥作用。经过6次行政审批改革之后，国务院目前还有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显然还是太多。如果简政放权不到位，市场仍然门槛过高，则市场机制仍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社会组织没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社会组织也很难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责任。所以政府如何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放出去，达到收放平衡，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只有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清楚，激发起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良性的过程。新一届政府已承诺，未来5年把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是个好事。

　　改革说到底，就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战。目前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三类：以贪腐官员为主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企业为主的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主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在这其中最难突破的就是权贵利益集团，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主要被“权”扭曲。如果不敢向它们“动刀子”，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有所推进。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要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要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要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预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企改革会有比较大的动作，利益分配上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对于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要退出，不能做主导。

　　记者：在经济领域，上海自贸区引人关注，在政治领域，您认为会否有类似的改革大动作？

　　汪玉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本质上也是一种行政改革。以前我们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给企业设下了严格的限制。现在在自贸区只是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给企业留下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对现行的行政体制来说，也是个突破。其实像以前的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模式的创新，现在的自贸区也是如此。（记者 李龙 陈小雁）

    原标题：“二次改革”必须从行政体制改革突破

(责编：邢若宸、乔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