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句话的原创者是李大伦

“四包、两停”

2003年7月，嘉禾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该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份材料显示，项目涉及拆迁居民1100多户，动迁人员达7000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团体20余家。

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136号文”（下称“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

136号文规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并“继续做好所包被拆迁户的所有工作，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

今年4月27日，嘉禾县政府某部门负责人李滔（化名）在一份拆迁协议上签字，虽然那栋老房子的产权属于他67岁的老父。

据知情人士透露，嘉禾县各级部门单位中，共有100多名公职人员面临李滔这样的选择：要么做通拆迁工作，要么被下放边远地区工作。

李滔的父亲对有关政策十分愤怒：“搞这样株连九族的拆迁，嘉禾现在是父子关系紧张、夫妻离婚、兄弟反目。”

姐妹离婚事件

李小春姐妹的父亲李刚皇则是一个不合作者。

在嘉禾县繁华的中华东路，李刚皇的私宅是一栋四层的临街楼房，建筑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其中一楼临街设有两个大店面。

去年7月，这栋房子列为被拆迁对象。但李刚皇认为“政府给的拆迁补偿太不合理”，一直拒绝签订拆迁协议。

4月29日下午，李刚皇躺在医院打点滴。“他的病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拆迁惹出来的。”一位家属说。

去年12月20日，嘉禾县政府派工作组准备强行拆迁李刚皇的房子。争执中，李刚皇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抢救。至今，房子未被拆，李也一直没有出院。

但压力却集中到了李小春姐妹身上，如前所述，两姐妹是县城的中小学教师，她们的丈夫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根据“136号文件”，两对夫妇都是“四包”责任的承担者。

“136号文件”还有一条规定：凡本单位有被拆迁户亲属的，必须督促其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做好“四包”工作。各单位被拆迁户亲属拆迁工作落实情况，将列入单位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对本单位被拆迁户亲属完不成“四包”工作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该单位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家中老父不肯签拆迁合同，女儿两对夫妇在单位的压力可想而知。

去年9月28日，嘉禾县人事局向教育系统党委下发通知，要求对李小春、李红梅“暂停在本单位的现有工作一个月（9月30日—10月30日）”，转做父亲李刚皇的工作，完成“四包”任务。

两天前，李小春、李红梅分别与自己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因为父亲的事连累他们的前途吧。”李小春说。

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目前已成为嘉禾县一些家庭的选择。据记者了解，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钟水乡派出所的李勇身上，他与妻子李运红离婚，原因也是岳父李中正的房屋拆迁问题。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嘉禾县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离婚现象，离婚手续在县城范围内被暂缓办理。知情人士介绍，年近50岁的嘉禾县水电局财务股股长李良柏，因妻兄李天赐的房屋拆迁问题未解决，与妻子李土姣离婚，手续是到郴州市办理的。

“下放”的女教师们

事实上，对李小春、李红梅姐妹而言，离婚只是她们为拆迁问题付出的第一个代价。离婚后，两姐妹并不能回避她们自己的“四包”责任。

去年12月18日和今年1月9日，两姐妹先后接到嘉禾县人事局《急、难、重工作任务通知书》和《再次通知书》，要求在当月底做通父亲李刚皇的房屋拆迁工作。

2月9日，两姐妹收到盖有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县长李世栋印章的一份督办卡，最后期限下达：“2月25日前签订拆迁协议，3月5日前腾空房子”。

面对最后通牒，李小春反而认为：“上面这样不讲理，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还不如支持了父亲的决定。”

后果随即产生，4月，两姐妹双双被嘉禾县教育局从县城调往偏远的乡镇。

在嘉禾，最终受到处理的教师并非仅李小春姐妹。

2004年3月3日上午，一次关于教育系统家属拆迁问题的专题会议，在嘉禾县人事局二楼会议室召开。据其会议纪要，“珠泉小学的李静、李红梅等三位教师的家属，必须在3月10日前签好拆迁协议并搬迁，否则不仅房子按时拆除，而且这些老师会调离。”

此后不久，李静调往泮头中学，李红梅和另一位教师从县城调到石桥乡。

54岁的李翠凤曾任职于县城尊崇完小，这位已有34年教龄的老教师，同样因为未按时完成“四包”任务，4月19日被调往广发乡。丈夫李涌泉随后两次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拆迁自己的两栋房子。

(责编：赵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