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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13:24|来源:中国经济网|字号:
不应该止步
决定留下第二个孩子后,“非独”妈妈杨楠面临难题,她和丈夫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缴纳20万的罚款,夫妻同时开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城市中产尤其公职人员已经“创造”了很多高招,例如找代孕生二孩,更有钱的甚至到美国找洋人代孕……
杨楠左右衡量,最终选择了“假离婚”这个相对不那么折腾的方法。她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丈夫又花了一万元,雇了一个人与杨楠结婚,孩子生下来后再复婚。美中不足的是,这又带来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孩子来说,真正的父亲却变成了法律认定上的“继父”。
一切自认为已安排周全。但一个月后,到计生部门申请办证时,杨楠仍迅速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杨楠的谎言被迅速戳穿。噩梦开始了。
计生部门告诉了单位,领导大为光火,命令杨楠坚决引产这个孩子。丈夫的单位也迅速被通知。巨大压力下,杨楠的家人开始动摇。
坚持了三个月,杨楠感觉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一条生命而是祸害。最终,杨楠打掉了5个月大的胎儿。
她回到单位,继续上班。让她感觉荒诞的是:同事偷偷告诉她,领导很生气,希望她去道歉。
然而,中央确定“单独”二胎政策后,却击碎了杨楠最后的梦想。她37岁了,夫妻都是“非独”,她恐怕无法等到制度的大门再次开启了。
在易富贤看来,长久以来,人口都被看做负担。学医出生的他,则试图去传播这样一种理念:人口是资源、是优势。
最让他担忧的是过低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约为2.2,也就是每位育龄妇女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如今,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进一步削弱对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并且中国的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
专栏作家、国际商业顾问吴向宏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他认为,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压力更大,养孩子的意愿也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吴向宏在一个论坛上说。
“‘单独二孩’只是开始,人口政策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不应该止步。”易富贤说。
(记者郭丝露亦有贡献,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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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梁丽霞、庞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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