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昨天与今天(图)【4】

　　王效英，石河子市植树造林的“祖奶奶”，一个袖珍型小女人，身高只有1.48米。可看得出她一生相当自信和自傲，如今年过八旬，出门迎接我们的时候，腰肢依然挺拔，还化着雅致的淡妆，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一问果然是，其父当年是成都的大商人，有两条商业街。抗美援朝热潮在全国兴起，正在读高三的王效英报名要上前线，招兵人一看她的小个子，说你还没枪高呢，甭想了，你有文化，干脆去新疆吧。家里人听说了，天天围着她哭哭啼啼不让走。但一腔热血的效英去意已决，出发那天早晨假装去上学，偷偷跑出家，什么都没带，上了大卡车才看到妈妈和姐姐急匆匆赶来。妈妈塞给她4块银元，姐姐脱下一件毛衣给她，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大戈壁的干旱与荒凉让来自“天府之国”的王效英深感震惊，狂风大作时沙砾石子打在脸上，生疼。高中文化在那时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王效英坚决拒绝留在机关，再三要求去上大学读园艺，用知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兵团政委王恩茂对她的雄心壮志深为嘉许，特别予以批准。1957年从八一农垦学院毕业归来，王效英开始大声疾呼植树造林。为选择适合的树种，她从大西北跑到大东北，踏遍大小兴安岭。为了背回大叶柏、小叶柏和樟子松树苗，这位爱美的巨商小千金把自己的所有随身用品连牙膏都托运了。根部裹泥的大捆树苗足有五六十公斤，比她的个头高，比她的身子重，上火车下汽车一路背着走，听说她要把树苗背到新疆，行人们大为吃惊并深为感动，纷纷出手相助。顶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到石河子，她的小蛮腰伸不直了，疼得浑身大汗直流泪，可节气不能耽误，她只好咬牙忍着，双腿跪在地上挖坑栽树，边干边指导他人。一排排树苗迎着春风吐绿芽了，她的腰疼也不知不觉好了。退休以后她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惊讶地问，你30岁以前腰椎是不是断过？王效英吓了一跳，“我那时真不知道自己的腰断了，觉得能挺就挺过去吧。”

　　王效英为植树造林忙碌和张罗了一辈子，石河子的一草一木都饱含她的心血与挚爱。退休以后，成都亲人约她回去定居，她婉谢了，说住在石河子很尊严也很幸福。老了，她的个子愈来愈小了，而石河子满城苍郁青葱的林带却惊人地铺展开来和高大起来。那是一片美丽而深情的绿海，是她永不凋谢的生命记忆和永远的骄傲。如今，荒漠中崛起的石河子市绿化率达45%，人称“戈壁明珠”，被联合国评为“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良好范例城市”。几十年来，兵团人都敬着王效英，尊称她为石河子绿化事业的“祖奶奶”。她的生命无疑是新疆大地一座最小的又分外高大的绿色丰碑。如今每到植树日，她依然愿意出来走走，帮着培培土浇浇水。

　　女人成就了兵团宏伟大业的一半。因为有了女人，铁打的营盘里不再是流水的兵；因为有了女人，屯垦戍边的国策才能代代相传。

　　支边青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过3年的天灾人祸，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大江南北响彻青年一代激昂的呐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那时开始，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入疆谋生的十数万青年农民(时称“盲流”)和大批新来的复转军人，掀起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第三次浪潮。这一代支边青年有知识有文化，目光开阔又充满激情。历经千锤百炼，他们和地窝子里成长起来的“兵团二代”，很快成为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华士飞，在上海读中学时是优秀的共青团干部，17岁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奔赴新疆。到了连队他从农工做起，然后是班长、排长、连长……每一步都以坚韧的行动实践着血书上的誓言，后来他成为兵团第九任司令员。中央领导与他进行就职谈话时曾感慨地说，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有人是从奴隶到将军；和平时期，你是从农工到司令，没有献身精神是做不到的啊！

　　李梦桃，上海老知青，白衣灰裤，文质彬彬，但黝黑的脸膛印证着他在新疆大地经历的数十年风霜。我问他怎么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他笑说，母亲生他的前夜梦见有仙女下凡送了个鲜桃给她。1964年，这只“桃子”和数百名知青战友坐了6天6夜火车，从大上海到了新疆兵团农六师的北塔山牧场，那年他16岁。出发前，曾为抗战中援华美军当过翻译的父亲赠他一幅字：“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经天纬地，方为奇才。”列车徐徐开动了，母亲泪如雨下，挥着手拼命跟着列车向前挣动，最后昏倒在人海中。到了连队，梦桃立即投入开荒劳动，3个月后衣服全烂了，人也瘦成一个黑猴。北塔山地处中蒙边境，海拔3200多米，群山壁立，气候干冷，人称“有山无树有沟无水有地无草”，全场90%以上是以放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上级见李梦桃做事踏实肯干，送他去学了“赤脚医生”。牧场绵延2700多平方公里，因草源稀缺，牧民的毡房和毡房相距多在10公里以上，孕妇生孩子，最远的地方骑骆驼走7天才能送到场部医院。野外放牧时，牧民喝的是山里或草沟里的水，肝炎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发病率极高。场领导知道进山工作的任务重、生活苦，殷切地嘱咐李梦桃说：“山上的民族乡亲们缺医少药，你去了好好干，过几年再调你下来。”上海娃李梦桃点点头，背上药箱，骑马挎枪上了山。

　　没几天，半夜里一位哈萨克族汉子举着火把疯了一样来找他，呜哩哇啦讲了半天，梦桃一句没听懂，只好上马跟着风驰电掣跑到数十里之外的毡房。牧民的妻子难产且有癫痫症，痛得满地打滚儿。梦桃没学过接生，只能本能地紧紧抱住孕妇的头，替她擦拭嘴边不断涌出的白沫。不多时胎儿活着生下来了，母亲大流血死了。牧民还是很感激他，求他给孩子起个名字，那时天已大亮，梦桃说就叫“向阳”吧——如今“向阳”已是近40岁的汉子了。回归的山路上，想着那位死去的孕妇，李梦桃哭了又哭，他因自己没本事而深感痛苦和歉疚。那以后，他一头扎进成堆的医书，并利用所有的机会四处求教，还学会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梦桃很快成了北塔山的“名医”，成了哈萨克族群众最亲的兄弟。年复一年，没节没假没黑没白，他背着药箱骑在马背上四处奔波，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手术时只要血型符合，病人缺血他就献了血再继续治疗。出诊在外，牧民把最好的食品留给他吃，最暖的毯子留给他盖。如今走在北塔山，不时会有人叫他一声“大恩人”。1975年他和支边来的陈立玲结了婚，家安在场部，可他成年累月在山里奔忙，几个月才回一次家。风吹日晒，肤色黝黑，胡须头发老长，一进门常把女儿吓得直喊妈妈，晚上不让父亲上床睡觉，哭着拿小腿儿使劲蹬他撵他走。李梦桃只好躲到门外，等女儿睡了再回屋。

　　上级几次调他下山，他拒绝了。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了，他留下了。他想，人生要活得有意思更要有意义。回到上海一切要从头开始，而且自己学的那点医术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完全派不上用场。但在缺医少药的北塔山，哈萨克牧民却需要他。他走了，就意味着有多少幼小或脆弱的生命会在病痛中和路途上死去。

　　李梦桃22岁上山，直到58岁干不动了才下来，一去整整36年！如今他年逾六旬了，山里的牧民有急难重症，只要牧民们求到他，同事们找到他，梦桃还是像战士听到军令一样立即出发。40多年来，李梦桃奔波山路总计近30万公里，实施手术上千例，有两三代、800多个各族孩子是他接生的，雨雪之夜连人带马摔下山沟不知多少次。后来他当了北塔山牧场医院的院长，那里太偏远也太艰苦，很难留住外来的大学生，他便着力培养本地人特别是哈萨克族青年。退休后，这所医院从院长、各科骨干到护士，多半都是哈萨克族。

　　一个“赤脚医生”上海娃，变成了一座高原医院。

　　新时期到来了，上海为照顾老知青，允许一个孩子回上海。仿佛是历史的轮回，当年李梦桃16岁毅然入疆，大女儿又在16岁这年独闯大上海。到处打工的女儿最初生活得很艰难也很孤独，电话里她哭着责问父亲：“我这么小，你送我来上海为什么？”这边两鬓斑白的李梦桃无言以对，只能任泪水长流……

　　顾薇君，上海知青。几年超负荷的劳动使她患上肾病，不能下田了，她说我去办学校教书吧。木板拼接在一起刷黑就成了黑板，地窝子里砌几排高高矮矮的土墩儿，再铺上板子就成了桌椅，没有教材就自己刻钢版印刷，20几个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孩子背着书包来了，84团10连的小学就这样诞生了。在这所“地窝子小学”，顾薇君一站就是20多年，跟孩子们学会了流利的蒙语、维吾尔语，孩子们则学了一口地道上海味的“普通话”。1987年，肾病愈来愈重，顾薇君不得不到上海做肾移植手术。术后拖着孱弱的病体，她坚持回到边疆的学校，所有老师和各族孩子是用滚滚泪水欢迎她的……

　　刘守仁，来自南京的大学生。从1968年开始一头钻进羊圈，含辛茹苦攻关14年，引用澳大利亚公羊与军垦细毛羊杂交，于1985年成功培育出“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进入新世纪，他又培育出军垦超细型细毛羊，羊毛直径仅为人类发丝的1/5……

　　郭庆人，上海知青，从操持一个小破厂发展为兵团第一家上市公司“天业集团”。该公司在引进吸收国外节水灌溉技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出规模化、可回收的大面积膜下滴灌技术，推广面积达1200万亩。滴灌技术对于干旱少雨的新疆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天业集团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节水器材生产基地并进入国内制造业500强……

　　59岁的张永进个头不高，脸黑得像戈壁滩，乳名叫喜喜，2岁时还在母亲怀里，他就成了来自甘肃的“援疆幼儿”。12岁上山放羊，13岁学兽医，16岁学人医，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话说得比维吾尔人还地道。后来他在山区草原上当了连长、指导员，下去工作仍然背着药箱。无论走到哪个毡房，人类的病，动物的病，思想的病全能治。40多年来他抢救了56人的生命，接生了两三代维吾尔族牧民。如今他是农十四师政法委书记了，可维吾尔族乡亲们还是亲切地叫他“喜喜连长”，说“无论有多大难处，只要喜喜连长一到，喜事就来了！”

(责编：姚丽娜)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