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北京“幼升小”新政或造就更多留守儿童【2】

　　“时间来不及了”

　　这是张华燕经历过的最焦急无奈的5月。整整一个月她都没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点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岁的小女儿，然后拿着红领巾和写着“我要上学”的白纸，与其他家长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到街道办、小招办、区教委、市教委、区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心里很自责，没有提早做好准备，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她说。

　　实际上，早在4年前，张华燕的孩子只有2岁时，她已经开始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区成为海淀区一所学校的学区房，按照协定，她的孩子可以优先入学。2010年，为防万一，她又在海淀区买了一套学区房。当时张华燕的心里踏实了，在她看来，该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

　　去年她开始咨询居委会、街道办和学校，到处打听政策，单位这样回复她：政策还没下来，不好说。当政策最终出台，张华燕发现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暂住证上。小区里与她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共有11户。她遇到其他区县的非京籍家长，发现不同的区县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我听说通州是最严的，我们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孩子没有学上”。

　　不管她如何责备自己，也无法摆脱这种心酸的滋味。“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自己买单，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只要有一条补救的措施，或者给我们罚款，我们怎么做都行”。

　　张华燕反复到办事处询问，到教委打听情况，甚至和其他家长在回龙观镇政府前面喊了一个星期的“我要上学”的口号。

　　“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政府可能解决一部分，也可能不给解决，这些都不好说。”在张华燕和其他家长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搪塞。

　　如果说对于当时答复，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稍后几天，从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复则让他们开始失望。

　　“区政府告诉我们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诉我们权力已经下放到区政府。再后来就说开个会才能做决定。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张华燕说。

　　吴静和张华燕同属于一个小区，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暂住证符合要求。根据昌平区的政策，单亲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证明。5月21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提交材料时却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离婚才算有效，婚白离了。吴静说，像她这样选择离婚的家庭，有几十例。

　　尽管家长们一再地互相提醒，要克制自己，理性地表达诉求，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口，他们还是与警察发生了冲突，4人被带到东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况。张华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第二天她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5点。她简单洗漱一下，又奔向昌平区教委。

　　赵红和她的同伴们几乎是在重复张华燕的生活轨迹，只是地点由昌平区换成了朝阳区。他们的时间比张华燕更紧迫，朝阳区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点。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并不比张华燕好。

　　5月23日上午，南磨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负责收材料。”中午，朝阳区政府信访办给他们的答复是：决定权放在乡里，去找乡政府文教科。下午，他们又去南磨房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只能向上反映情况。我们已经联系文教科的同志，他们稍后就到。”直到下班，仅有一楼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员都没有露面。

　　尽管家长们反复要求，南磨房乡政府一直没有提供关于社保的政策文件。一位家长愤怒地说：“有政策变化必须得公告。政策到底是谁制定的，请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可是我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赵红说。由于一直不停地在说话，她的嗓子有些哑。她把背包里的面包拿出来看了一眼，面包已经有些味道，她又塞了回去。

　　5月25日下午，赵红从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提交申请材料的人数为380多人，通过人数为88人，通过率为23%。这是提交申请材料的最后一天，他们在朝阳区教委呆到晚上7点40分，然后又赶到南磨房乡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请。工作人员虽然收下了材料，但还是说：“就算我们收了，没有社保还是过不了。”

　　“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绝望了。”赵红说。说完这一句，她忽然嚎啕大哭。

(责编：庞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