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知識分子應是文化先覺者

馮驥才

因為在北京畫院舉辦“四駕馬車——馮驥才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展，著名文化學者馮驥才方能夠在北京持續待上十余天。然而就是這十余天，每日工作也安排得滿滿當當，這一點記者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當記者在9月15日晚10點半提出第二天專訪的要求時，心裡並未抱什麼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助手很快回電說，馮先生已將第二日上午的原定日程作了修改，給記者騰出一個小時採訪的時間。

9月16日上午9點整，記者敲響北京某賓館1918號的房門。開門的正是馮驥才。“歡迎，歡迎！”很熱情。“《光明日報》記者的採訪，我一定要接受的。”還未落座，他便道:“我看到前兩天你在頭版頭條登的那篇保護老建筑的文章了，不少文物界的朋友跟我提起，大家都很欣賞，認為有力度啊。”拿出9月13日的本報，他指著《老建筑，別都拆了》一文贊不絕口：“寫得很深刻，很好。而且你們敢於在頭版頭條登出來，《光明日報》有膽識！”

於是話題就自然而然地從文化遺產保護開始了。

“知識分子應是文化先覺者”

征得記者同意后，馮驥才點燃了一支香煙。記得第一次專訪馮驥才，面前的桌上也有一包香煙，但他始終沒去碰它。

那是在天津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一套單元房裡，當時是馮驥才工作室的辦公地點。時間是2003年2月21日。3天前的18日，由馮驥才倡導和領導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

採訪被安排在一間幾乎被各種木制門窗、建筑構件塞滿的所謂客廳裡進行。採訪中，他指著那些老物件有些激動地說：“能夠讓自己的文化損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嗎？能夠叫后人完全不了解先人這些偉大的文明創造嗎？不能！所以，現在第一位的是‘搶救’，而且是十萬火急！”

回憶起10年前關於搶救工程的動意，他提到了幾位著名的文化大家。當年，他跟啟功、季羨林、於光遠等先生一起在北師大開會，共同呼吁緊急搶救民間文化，並向年輕學子們發出著名的“把書桌搬到田野上”的號召。說起工程啟動之初工作之難，馮驥才吐出一口煙，略帶調侃地說：“他們可以花很多錢請客吃飯，一說要保護民間文化——對不起，沒錢。”

令人欣慰的是，十年過去，這種情況已大為改觀。他強調：“文化自覺，這十年的歷程顯現了我們的文化自覺。”中國在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開始工作時，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還沒簽署，2003年聯合國才將非遺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內容。“這說明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文化自覺、有文化使命的。”

“我要強調文化先覺，”他加重了語氣。“我們的目標是文化自覺，這是全民的﹔而知識分子應該是當中的先覺者。”他認為，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有前瞻性，不但可以用科學的眼光研究社會，還能運用逆向思維思考生活，因此應該是有文化先覺的。“當整個社會迷惘時，知識分子應該先清醒﹔當整個社會過於功利時，我們要給生活一點夢，美好的夢，給一點理想和精神的東西。”

“責任是第一位的”

“責任、擔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糾結太緊，責任意識透入骨子裡，完全無需掂量。責任是天經地義的。”馮驥才如是說。

責任感，強烈的責任感，這一感受在採訪中不斷被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