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 中國道路的歷史性跨越 【2】

這是過去十年我們黨所要面對的多重考驗。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完成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與此同時，經濟結構面臨深層次矛盾﹔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擴大，利益糾紛和社會矛盾集中多發……中國的發展也呈現日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時代場景的轉換，意味著歷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說上一個十年，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谷之際，在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因不適應形勢變化紛紛下台之時，中國共產黨及其引領的中國道路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世紀，有力地肩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那麼這一個十年，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繁重復雜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社會主義中國能否從挑戰中艱難突圍，決定了這條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說服力。

（四）法國年鑒學派領袖布羅代爾曾把歷史比作海洋，把歷史的短時段與長時段分別比作大海的表面與深處，並將二者描述為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依此邏輯，如果我們想透過這十年發展的“表象”，探尋中國道路的“實質”，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國際國內的既定格局中，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中國已經邁入小康社會門檻，但這一小康卻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一方面，經濟增長翻了近兩番，另一方面，我們每創造1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物質生活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當此之際，經濟社會發展把握得好，中國就能為全面小康奠定決定性基礎，把百年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歷史三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已經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國強國之路上，內部環境與外部局勢的風險與矛盾，正日益疊加、互相激蕩。國際貿易、消費方式、通訊工具的變革，市場放寬與資本流動，兩極世界的終結以及新興國家的經濟政治崛起，讓世界變得更為復雜。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實際上是首位將中國當作全球化體系一部分來管理的領導人”。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著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與世界相連。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國奇跡結束了嗎？這個30多年來被西方人問得嘴角起泡的疑問，在這10年中，伴隨著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0年間中國充滿勇氣的轉變，引發了“什麼樣的奇跡都能創造”的浩嘆，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甚至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則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用10年就實現了。

危機，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久聚不散，當西方世界開始“為資本主義會診”的反思，當“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再次響起，作為世界上唯一淨資產為正值的大國，手握20萬億元主權資產，中國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靈活的市場之手力挽危局，以強大的組織動員機制舉全民之力共渡時艱，為世界經濟的復蘇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機中的中國答卷，成為“中國道路”近十年來卓越成就的鮮明注腳。

這是一個讓世界驚嘆的十年。中國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一路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第六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鋼鐵生產國、全球最大汽車產銷國……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超過自我預期，也讓世界有點不太適應。

這也是一個讓國人感奮的十年。人均GDP從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個千年農業大國的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數以億計的網民活躍於井噴般增長的虛擬空間。取消農業稅、普及義務教育，覆蓋十幾億人的基本社保體系初步建立，一項項重視民生、傾聽民意、保障民權的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寫入黨和國家的法律文件。“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黨宣言成為執政理念，“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為執政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