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 中國道路的歷史性跨越 

——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一）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了。

“中共十八大不僅是中國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國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做出如此判斷的，不是國內新聞機構，而是國際知名媒體。從遼闊的非洲大陸，到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和美國，從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到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世界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矚目中國，關注未來中國的走向。

怎麼能不關注呢？過去十年，社會主義中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從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額雙雙增長4倍以上，僅近12個月以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外國車就達120萬輛。深陷經濟危機泥淖的西方慨嘆：“幸好還有中國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國已是一個分量越來越重的砝碼。

十年之前，“中國崩潰論”風行西方：“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隻能維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歷史學家卻已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我們正在經歷500年西方統治的最后階段。穿越華爾街的風暴，跨過歐債危機卷起的遍地沉?，中國再次以自己搶眼的表現告訴那些始終將其視作“異數”的傳道者們：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二）這是一條在危機和憂患中開辟與發展出來的道路，也是一條在質疑和挑戰中不斷突圍與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開放將這條道路送入世界的視野，人們就從未停止過對它的打量。國際傳媒巨頭默多克曾經慨嘆，“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當“關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共識，“解讀中國”，則像龐大的中國本身一樣復雜多元。

這種復雜，不僅因為它開創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徑，改變了以歐美為主導的單向演進的現代化歷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的發展模式，也因為在這個佔據世界1/5人口的大國，這種“創造”、“改變”與“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帶來的深刻的變革、劇烈的轉型、前所未有的挑戰。

就像一條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間結束了停滯歲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礡氣象，也翻騰起泥沙俱下的殘渣積垢﹔呈現了波瀾壯闊的前景，也潛伏著暗流涌動的危機。對它的認知，站在不同的視角，秉持不同的觀照，截取不同的斷面，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評價、不同的結論。

即使對過去的十年，又何嘗不是如此？

進入新世紀以來，聚焦中國的發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有人卻斷言中國發展不外乎是“市場列寧主義”、“國家重商主義”﹔有人認為中國處於千年以來最為輝煌的位置，有人則認為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柯立芝繁榮”……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價值，但中國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顛覆著一些人的預言，修正著教科書上的論斷，革新著固有的觀念。60多年前，篤信中國共產黨“經濟上隻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談論最多的是中國的經濟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國改革的人，今天卻把走出危機的希望寄托於這個最有活力的經濟體﹔“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隻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說法。

任何快速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然積累一些深層次問題。相比於望遠鏡式的眺望、顯微鏡式的挑剔、放大鏡式的打量，究竟從何處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為定見所縛，使我們對過去十年的判斷把握，經得起邏輯的推敲和實踐的檢驗？

（三）馬克思說過，評價任何一段歷史，都無法脫離當時的歷史階段。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從2002到2012，在歷史的大視野中，中國面臨怎樣的圖景？

當這一個10年開始的時候，於1978年駛入起飛跑道的中國，仍然不減經濟的增勢，在為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的同時，站在了一個關鍵路口。

從發展方位看，這是一個“戰略關鍵期”。這十年，中國正處於本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時段，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十年。走好這十年，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舉足輕重。

從發展階段看，這是一個“轉型碰撞期”。進入新世紀，發展快車道上的中國迎來了全新的挑戰。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城鎮化進入加速期，經濟社會轉型進入攻堅期，人民群眾政治參與進入活躍期，思想文化進入碰撞期，國際地位進入上升期。這些階段性特征，給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帶來巨大挑戰。

從發展環境看，這是一個“特殊敏感期”。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實力的起伏消長，深刻地重塑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世界歷史500年未見的轉型”，引發了守成國家疑懼重重的復雜心態。對“另一種制度”的強烈擔憂，讓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冷戰以來最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於林”的驕傲，更有“風必摧之”的煩惱。

從發展動力看，這是一個“尋找驅動期”。原有的人口紅利、開放紅利、國企改革紅利漸漸消減，制度紅利還未完全釋放。傳統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正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爬坡的“中國號”列車，不進則退。

從發展風險看，這是一個“危險高發期”。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何避免“東亞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門檻，能否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經歷著傳統價值解構的社會轉型，怎樣重塑時代的核心價值？遭遇了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如何鞏固執政的信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