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減速導致收入分配結構被動調整

宋國青，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兼任高盛高華証券特別顧問。2012年3月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1982年--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做農業經濟研究。1985年--1988年在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擔任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1988年10月--1991年8月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1991年8月--1995年6月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生。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兼任中國証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發部總經濟師。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發表題為：“通貨膨脹和國民收入分配”的主題演講。宋國青表示，當前我國出現了經濟增速放緩但是居民收入增長加快的現象，這在經濟學裡面屬於悖論。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數據統計和現實操作之間存在差異，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另一方面則是經濟放緩導致企業利潤下滑，從而使得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提高。從后一個原因來看，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多方面扭曲，需要政府加以調整。但是由於主動調整遲遲難以實現，最終出現了這一經濟悖論，它屬於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被動調整。

我國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宋國青首先對9月份的經濟數據進行了點評。他說，從數據上看，9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是比較高的，同比增長率8月份是8.9%，9月份是9.2%﹔環比增長率也達到了2.2%。

宋國青同時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仍然存在不利於企穩回升的因素。比如說財政收入方面，今年按預算做的赤字，或者叫該花的錢，到目前為止已經花了絕大部分，給年底留下的余地不多了。而且今年財政的收入可能只是勉強完成預算，不會像過去兩年，特別是去年會出現大幅度高於預算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卻顯著地高於預算。宋國青認為，財政收入重點要看三季度的情況，因為12月花的錢很多其實是用於明年的，特別是明年一季度以及再往后的一段時間。總的來看，他認為今年我國財政方面的力量會有一點問題。因為盡管財政根據情況可以追加預算，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政府追加預算的打算。

“如果不追加預算的話，12月就會比較緊張，經濟還能不能保持(目前)這樣，是一個疑問。”宋國青說，“不過好的消息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 PI)、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都在下跌，同比增長率在下降，雖然下降的不多，但是方向還是明確的。”他表示，從其它的一些數據，可以看到通脹明顯下降，而且可能會繼續下降，這樣的情況就給進行貨幣政策刺激留下了一定的空間。

宋國青在談到前面的悖論時，通過圖表比對了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速度運行趨勢的異同。圖表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 D P)同比增長速度一到三季度累計增長7.7%，從去年一季度累計數開始基本上呈現一路下跌的趨勢，雖然環比上計算可能有反復，但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的走勢恰恰相反，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都比去年有所上升，特別是在城市，雖然從去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累計的G D P同比增長速度下跌了一個多百分點，但是人均收入卻增長了一個多點。如果再把城市人口的增長因素剔除，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大約增長了兩個多百分點。宋國青說，這個現象，如果站在居民角度上看，G D P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高了，如何解釋這個經濟現象？

宋國青從收入度量和企業利潤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和解釋。首先是收入度量。宋國青說，一方面，我們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候，使用的是名義收入，再拿通貨膨脹率加以校正。比如通貨膨脹率是8%，銀行存款利率是5%，收入一元錢存進去到12個月以后取出來，它的真實價值是1.05元，這時使用通貨膨脹率校正就要再除以1 .08，最后結果大概是0 .97元，這就是一整套收入的計算過程。

另一方面，稅務局在算利息所得稅的時候，實際上是即使虧損還要收所得稅。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任何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一般的稅法都是按照名義收入征的。不僅僅是銀行存款，股票收入裡面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宋國青表示，我國計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候用名義收入再拿通貨膨脹校正的這個方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通貨膨脹是連利息收入和資本金一塊損失的，但是統計對通貨膨脹引起資本金損失其實是沒有做調整的。

宋國青說，如果把通脹所造成的資本金損失這一條考慮在內的話，去年居民人均收入的數據會更低﹔今年的數據，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的話，也可能會下降一點。總而言之，由於通貨膨脹導致的資本金損益在去年和今年都是被低估的，去年被歪曲的幅度更大，今年歪曲的幅度相對小一些，因為通貨膨脹率降低了。這就是為什麼出現G D P增速下降，居民人均收入還會上升的一個原因。

因此，宋國青認為，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實際上還是有所高估的。在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候，高估的幅度就會更大一些。如果把該打折扣的地方都打上的話，現在的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不是很高，而是太低了，比G D P的增長速度低很多。

企業利潤下滑讓居民收入比重改變

悖論現象的另一個解釋則是從企業利潤的角度剖析。宋國青首先對PPI和CPI數據進行了處理，把定基比的PPI作為分子，定基比的C PI作為分母，得到一個工業品價格相對於C PI的比價。PPI上升對工業企業利潤是直接的推動因素。CPI對企業利潤沒有太多的直接影響，但是有很多間接影響。比如說工資跟C PI有很密切的關系，很多人會講因為C PI漲了，所以我的工資要漲。中國到目前為止，C PI上漲的大部分原因還是食品價格在上漲。食品價格一漲，農民的務農收入就會增加，你不給他漲工資他就不在城裡干了。統計上確實是有這樣的情況，農產品價格高漲的年份，農民向城鎮轉移的數量就會少一點。所以C PI對於工業企業利潤是一個負面因素。

我國近幾年來企業利潤處於下滑狀態，而工資的剛性原則使得工資處於緩慢上升狀態。在此情況下，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工資收入三者中，收入增長所佔的比重相對地提高了。那麼在G D P增長的情況下，企業利潤為何為負數？

G D P的增長並不意味著工業利潤的增長，按收入法計算，在國民收入裡面，G D P等於折舊加上利潤，利潤部分相當於居民收入再加上財政收入和企業未分配利潤，這三塊統一被叫做可支配收入。如果折舊和工資收入高企不下，那G D P即使增長，利潤也可以是負增長。這樣看來，就能解釋為什麼G D P在同比增長，工業企業利潤卻負增長了。

拿工業的情況來看，現在名義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是8%-10%的水平，規模以上工業增加的同比增速低一點，8月份一度不到9%。其中有的工業部門可能價格漲的多一點，但增速也不過就是7%-10%的水平。簡單按G D P的名義增長速率來算，三季度G D P增長10%，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8月份跌了6.2%，工業企業工人的工資漲到10%以上。

把這些概念串起來，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經濟增速下降了反而使得真實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比過去有所提高。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增長速率高的時候企業利潤非常高，財政收入非常高，讓居民收入的增長率大幅度低於G D P的增長率，現在這個情況有了一點改善。

現在，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稍微高於G D P的增長速度了，因為財產價格變化的收入不包含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裡面。比如說股票漲價還是跌價，G D P裡面沒有這一項。但是從居民收入的角度來看，這個要加以計算。所以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感覺現在日子比去年舒服了。

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進行適度調整

宋國青說，輿論對於經濟刺激政策反應不一，“4萬億”刺激政策剛出台的時候，2009年前后輿論基本上是持支持的態度，稱贊的態度，現在感覺上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

這樣的輿論可能對今年以來的宏觀政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盡管很多企業感受到了嚴重的困難，盼望政策寬鬆，但消費者更擔心政策寬鬆引起通脹回頭。消費者對於通脹的厭惡，對於G D P的冷漠，對於高投資的擔憂，與企業界的態度差別巨大。回顧過去，同樣的情況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脹時期也出現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同比增長率和G D P的同比增長率在2008年以來顯著反向變化。由於G D P和居民收入調查的口徑差別，這兩個指標本身不是嚴格對應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損益，而G D P則不包括此類財產價格變化的結果。2007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長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股市大漲。

宋國青表示，過去幾年經濟高增長，給居民沒有帶來多大的實惠，但是財政收入增長了很多，企業利潤增長了很多。企業利潤大都增長到國企那兒去了，但是國企利潤也不分配，於是國企員工的工資相對來說就變得偏高了一些。

壟斷行業的工資偏高，一些管理崗位的工資偏高，G D P高增長帶來的可支配收入增量，很大一部分到了這些地方，真正留在工薪收入階層的，留在普通行業的、競爭性行業的就相對少得多。

現在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要增長，而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收入卻在下降，去年7-8月份出現了大量企業家跑路的現象。所以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需要對收入分配進行適度的調整，比如說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帶有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利潤進行適當的分配，財政支出向民生方面傾斜等等，通過這些手段增加居民收入。

宋國青說，調整收入分配已經提了很多年，但這種主動的調整遲遲沒有進行，經濟發展到當前的階段需要調整，現在就是一個被動的調整過程。現在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不好，企業收入下降，但是工資又不能少，還要照發，結果利潤下跌。這個問題非常不好解決。在私人企業裡，用工成本持續上升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企業經營難以為繼，企業主跑路。如果這一過程持續蔓延，也有可能波及到國有企業。

宋國青說，其實國有企業現在還有一些資金儲備，國家可以主動地進行一些收入分配方面的調整，適當啟動經濟。當前我國出現的G D P增速和人均收入的矛盾，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如果這個現象得不到有效解決，時間長了就不是一跌一漲，而是兩個一起下跌。所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方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