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中國事務委員會”：“假改革”兩面不討好【2】

機構出台背后的權力邏輯

一方面，蘇意圖主導民進黨兩岸政策話語權。民進黨是派系共治，不同派系對於兩岸政策有不同態度，大致可分為改革派、基本教義派以及保守派。謝系、蔡英文勢力、許信良人馬以及以陳菊為代表的部分新系，可歸類為改革派﹔以游系、扁系、“獨”派為代表，屬於基本教義派﹔而以林濁水為代表的部分新系及蘇系雖然主張因應情勢變化，但立場與改革派相比更加保守，可稱之為保守派。由於目前黨內有關兩岸政策的共識性文件仍是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而兩岸交流的情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派的聲音逐漸擴大。尤其是，謝長廷登陸並提出“憲法共識”，開創民進黨正視兩岸交流的新一頁，獲得外界正面響應，但也引發基本教義派與改革派論戰，一時間，黨內路線之爭成為媒體焦點。

蘇趁勢以黨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主要出於穩定局勢的需要，同時也借機鞏固自身地位。首先，謝已經提出“憲法共識”，而蘇定位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又是“整合黨內意見”而非“兩岸交流平台”，謝兼任“主委”，勢必引發改革派與基本教義派之間更大范圍爭論。蘇若放任黨內分歧擴大，或情勢發展到逼迫蘇表態時，蘇將缺乏戰略回旋余地。其次，謝登陸后引發以游錫?為代表的基本教義派反彈，謝、游兩大“天王”互相批判，蘇以黨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人可在謝、游兩岸論戰中充當裁判，彰顯黨主席權威。

另一方面，蘇也有借機“卡住謝、壓縮蔡”的考慮。首先，蘇貞昌與蔡英文兩大陣營的較量是民進黨未來權斗的主線，蘇佔據黨機器平台，蔡則擅長包括兩岸論述在內的政策論述。蔡退出民進黨權力核心之后，通過周游列國、就重大政策發聲等系列動作進行政治保溫，近期又借倡議召開“國是會議”博得廣泛贊譽，加上其不斷充實的兩岸政策主張無形中對不擅兩岸論述、避免就兩岸政策表態的蘇形成壓力。蘇主導“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平台，並且邀請蔡作為委員加入，就是要將蔡的意見納入到黨的體制內，統一黨內發言口徑，強化自身權威的同時削弱蔡的空間。

其次，在蘇蔡較量的過程中，蘇一度為拉攏謝而有意釋出“主委”的位置給謝，但以“智多星”著稱的謝憑“調酒之行”訪陸后，已搶得民進黨兩岸交流的頭籌。蘇擔心若真的將“主委”位置給謝，謝會主導民進黨兩岸論述，從而使蘇面臨邊緣化的境地。同時，蘇篤定謝具有強烈的政治企圖心，再加上謝多次與自己敵對的教訓，長期沉澱的“蘇謝心結”並未真正解開，蘇並不願意看到謝憑借“主委”一職東山再起。

缺乏魄力或將釀成“悲劇”

蘇在不願意真正進行政策調整的心態下，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看似有諸多權謀算計，但也面臨極高的政治風險。

首先，未能討好呼吁改革的民意。黨主席兼任召集人意味著蘇要對爭議性極高的兩岸政策論述負全責。由於民進黨內兩岸政策面臨轉型已經是大勢所趨，如何轉型、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主流輿論與中間選民的訴求，如何面對基本教義派的阻撓，對於毫無兩岸論述經驗的蘇而言，都是極具挑戰的事情。如果蘇只是做做樣子，並不能呼應改革訴求，蘇保守的形象將會被強化，終會被選民唾棄、被時代潮流所拋棄。目前看來，蘇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起到改革的效果，相反還遏制了黨內改革的聲音，不僅未獲大陸方面重視，主流輿論也評價消極。《中國時報》稱，蘇貞昌此舉不但未獲得掌聲，反而換來陣陣嘆息聲。

其次，“獨”派也不領情。游錫?表示，民進黨與中國大陸的交流及接觸，已有“中國事務部”，所以他對設這個委員會持保留態度。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江志銘批評，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不是政策調整，是投機、投降，未來如果全黨因此被大陸“牽著鼻子走”，不但民進黨前途堪慮，台灣的未來更是黯淡。有輿論指出，蘇兼任召集人致使“萬千壓力集於一身”，反給自己增加“新麻煩”。

最后，此舉可能促成“謝蔡聯盟”。吳子嘉專文“蘇貞昌背信”指出，蘇為換取謝長廷在黨主席選舉期間“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曾承諾在上任后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邀請謝擔任該委員會的召集人。在謝履行諾言后，蘇卻翻臉不認帳，是名符其實的“背信”。此舉逼迫謝另辟途徑與大陸交流，嚴重阻礙謝作為政治人物追求價值實現、歷史定位的理想，讓謝大為感慨，稱“人類的悲劇，就是情勢變更，但人不變更”，也直接影響黨內第三大派系謝系的生存空間。而蔡陣營最缺乏的就是謝系這樣有組織的黨內力量，謝、蔡原本就有過聯手抗蘇的合作經驗，對於兩岸想法又更趨一致，因此，無論是對謝個人還是謝系成員，謝蔡聯盟都可能成為最佳選項。（陳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