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和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即將於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開幕。作為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將選舉產生新一屆國家機構和領導人,也將選舉新一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因此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3個多月后,全國人民再次將目光聚集到首都北京,關注兩會、討論兩會、為兩會獻計獻策。
日前,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面對記者的“搶逼圍”,感慨道:“劉翔那時被你們逼得很慘!”姚明表示:兩會記者們要剎一剎“追星風”,“不要看到一個有點名氣的委員就‘逼提案’,逼出來的提案不會是好提案!”(《京華時報》3月1日)
作為一種代議民主制形式,無論是全國人大代表還是政協委員,對於這種政治身份而言,必須明確的是,他們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這意味著,每一個代表和委員的上會,代表的都是身后將他們選舉出來的人民。人民群眾將他們手中的權利集中交給一個他們信任的人,這才使這個人有了代表或委員的“身份”以及隨之而來的某種“地位”或是“權力”,顯然這種“權力”是被賦予用來替人民說話的,而“提案”作為在兩會上說話的主要方式,就成為代表或委員替選民行使權利、表達訴求的工具,相應的,選民也會從代表委員的提案中獲知自己的聲音是否得到了傳達,所關心的議題是否被呈上會議,以此作為對代表委員履職能力的考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監督與督促。
可見,一份提案,不僅僅是代表委員將人民群眾的訴求傳遞上去,也是人民群眾考察、監督代表委員的渠道。
上文提到新任政協委員姚明的感慨,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身為代表或委員,一定明白自己肩負的責任和選民的期待,這種責任和期待成為一種“催逼”的壓力是理所應當的,倘若所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每年兩會從不遞交提案,只是來北京走一圈開個會便回去了,就完全辜負了人民群眾的信任,也使得召開兩會的目的無法達成,完全成為一種形式,是不稱職的。而作為媒體,通過對代表委員的“追星”,將他們參會的狀態反映給人民群眾,詢問他們的提案內容,以便選民能夠監督,起到了橋梁的作用,應該得到鼓勵。姚明提到“逼出來的提案不會是好提案”有其道理,由於平日的時間裡,有些代表和委員並沒有能夠深入基層,到人民群眾中間去聽取和吸收他們的意見、建議和訴求,以至於根本無法形成有代表性的提案為人民說話,但又迫於每年開會的“需要”,擔心經不起媒體的詢問,於是草草的寫就一份所謂的“提案”匆忙提交,就算是對會議和媒體的一個“交代”,敷衍了事,於是才會出現每年兩會上都有一些提案被網民們批為“腦殘”的現象。但媒體的“追尋”和“逼問”不是“腦殘”提案出現的原因,如果暫且不論質量高下,媒體還可“逼”出提案,那麼倘若連這點“逼迫”的力量都不復存在了,那些本就拿不出提案的代表和委員豈不是連最后這點動力都消失了?
遞交“提案”,本來就應該是代表委員們的責任所在,就算是“逼”,也應該是經由一系列制度和規章來逼迫,是由每一個代表和委員感受到的人民的期待和重托逼迫,是由對被賦予的這層“身份”、“地位”、“權力”所帶來的責任的逼迫。如此,媒體便用不著承擔這逼迫者的角色。
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裡之行始於足下。代表和委員們,就應該像是在熱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辛勤勞動著的工人,從他們的手中,傳遞著的一份份提案,就像是一塊塊構筑和諧大廈的磚石,大廈是否建的牢靠、漂亮,靠的就是工人們的精湛技藝和磚石的質量,這一磚一瓦,建立起的就是我們的“中國夢”。那麼,究竟什麼樣的磚石才是高質量的,即怎樣的提案才稱得上是一份好提案?
好的提案,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從群眾中來,就是代表和委員將觸角和根系深深的植於人民群眾之中,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把他們的每一個具體而細微的訴求總結提煉成宏觀、可操作的提案,於會上遞交,充分利用他們賦予的權力和手中的資源推動提案的討論、實施,把提案“變現”,將實惠反饋給人民,如此一來一去,才是民主體制的優勢,才能體現並維護人民的利益。
好的提案,應該是直面問題、有理有據、有調查、有數據、有操作方法和可行性的。它不應該是一個單純的口號,也不是一個空洞的呼吁,和一個好提案所伴生的,應該是它引起的思考,然后由思考帶來重視,在詳實的調研、理論與數據支撐下,可以迅速的按照操作方法去行動並取得效果。誠然,這一連串的過程中間是有許多困難甚至反復的,但它恰恰是對代表和委員們提出的要求,一個好的提案,必是經由代表委員們殫精竭慮、苦心孤詣所提出並推動的,它要求的其實也簡單,就是每一個代表或委員,都要用心履職,用心提案,對人民負責,對家國負責。
“好提案”這三個字,在拼音輸入法中,如果不加中間的隔斷號,就會成為“好甜”,衷心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所有的代表和委員們,帶來的一份份“好提案”,能夠讓人民群眾感到心中“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