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紀蘭：用半個多世紀為農民說話【18】

很多記者問她：當初為什麼堅持這“六不”？

紀蘭稱自己是“很微小的一個農民”，她說: “我想呢，中國農民有八億，我在農民裡當一個農民代表，反映農民的問題，這樣做是理所應當的。我要當了干部，把戶口轉到城裡，我也就不是農民了，有些農民的問題我也就不了解了。”

“西溝是我受黨培養的地方，我是從西溝走到北京，出了國，和毛主席握了手。現在讓我離開西溝，我這個勞模還算是勞模嗎？”

就這樣，紀蘭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為農民說話。

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固定了一屆五次、每年一次的開會時間。此時當代表再也不是舉舉手、畫畫圈那麼簡單了，必須要真正履行起代表的職責，不但要帶上來老百姓的聲音，還要自己撰寫批評意見和建議。那時50歲的紀蘭沒念過書，隻上過掃盲班。她開始強化學習，聽新聞，讀報紙，堅持每天看《新聞聯播》，她曾一字一句抄寫下黨的十七大報告。

紀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表達訴求的農民，她無一例外耐心接待，認真傾聽，但從不“越雷池一步”，堅持按法律、程序行事。她會收下那些材料，但絕不同意以任何方式簽名。“我不是法官，不能隨便判斷。”

對於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官員腐敗，她說：“黨還是好黨，但因為治黨不嚴，那些風氣不好的人混了進來，辦了壞事、給老百姓造成了冤案。”她說：“作為一個黨員，最重要的是先要管好自己。”紀蘭從未在村集體報銷過一次車票、領過一次出差補助，反而把國家每月給她的生活補貼“賠”進不少。她說：“金錢就像水一樣，缺了它會渴死，貪圖它會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