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了幾個辦法。第一就是學校與學校間的對口支援。我覺得“手拉手”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傳統和方法,但一直沒有做起來。如果所有城市的好學校,能對口支持一個農村薄弱學校的話,那將是一個偉大的工程,而且完全能夠做得到。財政可以拿一筆資金來支持,用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第二,就是建立“學校共同體”。在同一個區域內,讓當地好學校和薄弱學校之間建共同體,十年前我在蘇州曾進行過這樣的試驗,效果非常好。現在杭州、北京等地也在嘗試建學校共同體。
第三,我主張組織全國的退休教師到這些地方去支教。這塊資源其實很大。現在女教師55歲退休,男教師60歲退休,他們的教學經驗非常豐富,他們的余熱卻很難發揮。國家可以將此作為一項工程來推動。
其實國家還可以採取很多辦法來支持,包括提高農村教師津貼。可以保証在農村教書的錢比在城市的錢多,至少在同一區域內,農村學校的老師比縣城學校的老師待遇要多得多,等等。多管齊下,就能逐步解決這個問題。
可建信息數據庫作為政策依據
新京報:目前國務院轉發了教育部等幾個部委的文件,來解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問題。從現在各地出台的政策措施看,節奏是不是有一點緩慢?
朱永新:總的來說方向是對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應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權利。
之所以政策的開放度不夠,我覺得是因為對“家底”不清楚,心中沒數,到底能開放到哪一步,不是很清楚。
新京報:現在在提“教育公平”時,似乎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特殊人群。在“教育公平”中,對他們的關注是不是少了些?
朱永新:是,對特殊學校的教育的關注是不夠的,應喚醒全社會對這一人群教育的關注。針對特殊學校的教育,國外現在很流行的是融合教育,因為特殊人群也要融入社會之中,所以好的特殊教育不是把特殊人群關起來單獨去做。北京市殘聯在這方面在做一些嘗試,這個方向是對的。
新京報:在教育決策時,有時出發點是好的。但從政策執行結果看,出現了不利於教育公平的情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農村的撤點並校,學校遠了,甚至出現了一些學生輟學問題。如何避免類似現象?
朱永新:第一,就是要加強決策的科學性。不能出台一個政策就立即全國推廣,不能搞一刀切,應在不同的區域選擇不同的點試驗,逐步推廣。一個政策要是一出台就大面積推開,很容易出問題,因為中國各個地方差別太大。
第二,就是要摸清家底,增強政策的針對性。為什麼很多政策會出現“一放就亂”?就是因為很多情況沒摸清楚,針對性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