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擔心似乎已經為決策者所警覺。最新的消息稱，國務院“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初稿被要求重啟修改，其原因即是各地對初稿進行了“誤讀”，新瓶子裝舊酒，仍是項目之上、開發圈地、大搞房地產。

　　那麼，新城鎮化該做些社麼工作？袁喜祿的答案是定義性的：回歸到“城鎮化的本質”上去，讓人真正進城，用稀缺的土地資源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空間、創造條件，而不是僅僅為工業項目服務。唯有如此，才有“通過城鎮化來消化工業過剩產能，來支撐未來經濟的增長”的新城鎮化之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則強調，“非歧視性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和運行機制”的重要性。他說，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要向均等化方向演變。比如說現在有戶籍和無戶籍的人口，明顯沒有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這方面公共財政別無選擇，必須漸進地以一系列運行機制的改進，走向非歧視性的公共服務供給。“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我估計要先從難度比較小的區域開始，最后到大城市，最后完全取消歧視性的兩種戶籍制度。難度最大的‘北上廣’等城市恐怕要在最后的階段，在條件配套下才能實現。”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表示，提高城鎮化質量的關鍵是推動市民化進程。“多年以來，我們的城市要勞動力不要人口，你在這就業勞動可以，但是市民化不可以。我們的城市還要土地不要人口。這種思路是不對的。缺少市民化，沒有對人自身發展的追求，是沒有質量、不健康的城鎮化。”

　　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制度比較教研室副主任向春玲剛剛完成一項關於城市社區的研究。她提出，新城鎮化要以社區作為基本平台，培養新的市民，最終推動中國的城鎮化邁向新台階。“新型城鎮化要求我們必須尊重城鄉居民的主體地位。加強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的建設，才能夠有效實行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在社區裡，公共事業怎麼做，就需要在社區居民委員會的領導下，讓更多的居民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