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就文革中參與批斗致歉 稱不道歉就來不及了

　　7月23日，溫慶福接受採訪。圖/記者陳勇

從單位退休后，溫慶福就過上了跟他這個年紀相符的平靜生活。早起晨練，白天看書，練練字畫，傍晚踩著單車到湘江邊釣魚，整天樂呵樂呵——是個連小區保安都羨慕的精神老頭兒。

溫慶福自己也說不清，是哪一塊石頭最終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個深夜，他打開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敲下那封筆調略顯沉重、標題為“我至今愧對的一個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開始發表在他的博客上，看的人不多，總共有5個人留言，其中有一個還是他的學生，這個學生給他留言說，“為您的勇氣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對象，名叫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曾是益陽市三中教師，“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而溫慶福，是參與者之一。

今年6月份，溫慶福將信件投遞給《快樂老人報》，希望“當面跟張老師說聲對不起”。一個星期后，《快樂老人報》收到了張瓊英子女的回信，信件開頭是，“溫老師，您可以放下這份愧疚了。”本報記者王歡實習生郭睿昊田堯江長沙報道

“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

這個“秘密”，在溫慶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溫慶福把它歸於個人道德層面，“心裡有愧疚，不會安寧。什麼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良心。”

這個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極善良的一個人”，曾經冒著酷暑去報刊亭買兩瓶礦泉水，遞給在馬路上工作的環衛工人，“換成我，我也會覺得他們辛苦，但可能不會想到要去買水。”

左淑英說，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作為最了解溫慶福的一個身邊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賞丈夫的為人，“工作中批評了下屬，他回來都會內疚的。”

盡管如此，寫道歉信的舉動，還是讓她覺得詫異，因為“此前從未提及”。

在溫慶福自己看來，這種即使放在大環境裡依然並非孤例的“致歉”與“和解”，卻有他自身獨特的心理形成邏輯。

退休之后，溫慶福閱讀了大量回憶錄性質的書籍，胡適有句話讓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寬容”。

他說，他這一輩走過來的人，經歷過歷史，也最不能忘卻歷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溫慶福每天都會聽上一段，“從歷史塵埃裡走過來的人，有勇氣面對、回憶、思考，才會給后人留下希望。”

“所謂六十耳順。什麼叫耳順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聽得進去。”溫慶福說，這也是他最終將心中愧疚化成文字，並以此希望得到“心靈救贖和寬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溫慶福從益陽調回到長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師范大學的食堂裡，他碰到了張瓊英的小女兒羅飛，兩人寒暄了兩句，溫慶福腦海中瞬間閃過了“張老師被抓走時幾個孩子恐懼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卻沒有“道歉”。

書房一角的光線“耷拉”下來，老人的臉閃過片刻的嚴肅與不安。他摸出一根煙，點燃，說：“因為那時候的自己，沒想過要道歉。”

此后幾十年的時光流轉中，溫慶福不再去想那段“稱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於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從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說起過去，他也隻字不提。

如今，他已經過“耳順”之年，他一直挂念的張瓊英老師也已經快90歲，“如果還不道歉，那我們就都太老了，就真的來不及了。”

沒得到回應的“道歉”

1966年，溫慶福21歲。此時距《評新編歷史劇》在報紙上發表，隻不過半年時間。

彼時的溫慶福，擔任湖南益陽市三中共青團委書記，“年輕，政治熱情高，工作敬業認真”。

1966年6月，當時的益陽市委根據上級指示派出工作組來到益陽市三中，溫慶福出身好，是工作組的頭號依靠對象。

后來，學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溫慶福被工作組選定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傳開，學生們向老師開炮，貼出了很多大字報。

溫慶福記得，學校有一位年輕的女化學老師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資江跳河自殺，后被及時發現，幸免於難。

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年輕的溫慶福做出了此后一直讓他難以釋懷的事情——他貼出了炮打學校黨支部負責人譚觀過的大字報。而譚正是溫慶福在益陽師范讀書時的老師和校長。

“譚老先生學問淵博，待人謙和，一直是培養和關心我的恩師，而我忘恩負義，卻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后，溫慶福這麼說。

“為什麼會那麼做？”溫慶福曾經很多次問自己，他自認為是理性且溫和的人，“文革”中，他從沒對人動過手，看到有學生對老師動粗，他會反感，不敢當面制止，他便“把頭撇開，或者走開”。

為什麼還是會有那樣一些“傷害人”的舉動呢？如果把一切都歸結於“太年輕”，是不是有逃避責任的嫌疑？后來的答案，溫慶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適的，“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同時怕站錯隊，有壓力。”

這個事件同樣給溫慶福留下了“陰影”。1995年，他在省旅游局的辦公室裡，認認真真畫了兩隻巨大的壽桃，后來，他又特意跑到益陽，放在了益陽市一中的傳達室裡，委托傳達室的大爺一定要交給譚老師。

譚老師卻沒再給他回應。盡管如此，他還是覺得“稍微好過點”了，“隻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師。”

延續至今的愧疚感

彼時，張瓊英在益陽市三中教數學。

溫慶福回憶，張瓊英原在長沙市一中教書，她和丈夫羅祥生均於新中國成立前畢業於中山大學，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初期，羅祥生當過漢壽縣副縣長，后在省教育廳工作。1957年，羅祥生被錯誤打成右派，后在益陽地區教師輔導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羅祥生受到殘酷的批判斗爭，不久便含冤自殺了。

“上面通知張瓊英老師去收尸，還說羅先生是畏罪自殺。張老師回到學校強忍著痛苦，鎮定自若，但我從她紅腫的眼睛裡可以看出，她不知獨自流過多少眼淚。”溫慶福說。

溫慶福跟張瓊英平時就有來往，經常跑到她家裡去逗她活潑可愛的小兒子羅大水玩。溫慶福說，羅大水比自己小9歲，“喜歡笑，還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益陽市工宣隊召開緊急會議，溫慶福和幾位年輕的、出身好的教師參加了。會議布置全市即將進行的“政治大掃除”，要抓一批人——而溫慶福，被分配帶人去抓張瓊英。

“大約是半夜一兩點鐘，我帶人來到張老師家裡敲門。她家燈已滅了。在密集的敲門聲中，張老師10多歲的小女兒惺忪著眼把門打開了。”

之后的場景，在溫慶福的“道歉”信中有詳細描述：一群人凶神惡煞地沖進門，尋找張老師。張老師剛穿好衣下床，一個男工宣隊員惡狠狠地對她喊“跪下！”張老師跪下后，被五花大綁著。接著，我們在她家裡抄家，到處翻找東西。

溫慶福在一床蚊帳上發現了幾張油印的傳單。溫慶福說，或許是自己“還未泯滅的人性的惻隱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對抄家的人說，“沒發現什麼，走吧！”

之后，一個工宣隊員押著張瓊英離開了她的居所。溫慶福看到“她的兩個女兒驚魂未定，強忍著和母親離別的痛苦樣子”。

兩天之后，張瓊英回家了。在她家門口，溫慶福和她相遇了。

溫慶福回憶說，“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樣，然后微笑著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溫老師，那天晚上搭幫（幸好）你沒有拿出我蚊帳上藏的傳單來，要是拿出來那就不得了啦！”

溫慶福“無言以對”。

“我當時心想，我深夜帶人去抓你，已經很對不起你了，你還感謝我。現在我還是疑問，是否真是我當時的舉動幫助了她，還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寬慰我？”溫慶福說。

1979年，溫慶福調到長沙工作，此后30多年，再沒見到過張瓊英。1983年，溫慶福在湖南師大中文系進修時，在教工食堂遇到張瓊英的小女兒。兩人寒暄了幾句便分開了。

對於張瓊英的愧疚，溫慶福說，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45年后，“終於可以放下”

之后，溫慶福忙於工作生活瑣事，過去的事，他不願意想，更不願意再提。“改變，可能發生在1999年。”那一年，溫慶福因公事去美國，一行人去參觀了一個基督教教堂。幾年后，溫慶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書店裡看到一本《聖經》，猶豫間買了下來。

“神已經為我們做出榜樣，我們有什麼不可以認識自己的錯誤，以求得心靈的救贖呢？”溫慶福說，他是老黨員，按理說是無神論者，但那一刻，他寧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后，他工作的重心開始轉移到閱讀和思考上來。“也就是這幾年吧，才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來。人老了嘛，會對過去作總結，會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滿安逸。兩個女兒都有體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著相對豐厚的退休工資，沒事釣釣魚，搞搞鍛煉，畫幾隻鳥或幾朵雲。但在他內心，卻依然有虧欠。

“‘文革’是一場浩劫，我親眼目睹很多人迫害與被迫害，我這種，算是比較輕微的了。但無論是哪一種傷害，它都是傷害。”溫慶福說。作為道歉者個人，他感言“道歉”的紅衛兵劉伯勤的一句話，“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良心債不償，不安。”他打開了電腦，也翻開了一直塵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發表在個人博客上，受到了當時他在三中教書時的學生們的肯定，學生為他的良知和擔當所感動。

溫慶福把道歉信投遞給了他“信任”的《快樂老人報》。這份國內發行量超過百萬的老人類報紙，在接到他投稿后便電話告知他，“可能會發表”。

6月27日，《快樂老人報》在14版刊登了溫慶福的文章，見報標題為《這句對不起壓在心頭40多年》。溫慶福看到報紙，自覺“釋然”，但依然為沒有得到張瓊英的親口諒解而遺憾。

7月6日，一封電子郵件出現在了《快樂老人報》的編輯部，郵件系張瓊英子女所發，字裡行間充滿寬容。

“母親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高齡，我們把您的文章遞給她看時，她頭腦非常清醒地說，那不怪他，我還要感謝他沒把那些傳單交給工宣隊呢。”

“溫老師，您可放下這份愧疚了。”郵件中寫道。

溫慶福錯過了這期報紙。兩個星期后，他騎著自行車跑了3個報刊亭才買到。據老伴左淑英說，老人當時“眼角泛著淚花”。

“終於可以放下了。”溫慶福說，40多年的時間長河裡，他總算可以對自己說這句話。

而在另一端，張瓊英的兒子羅大水說，母親張瓊英目前患有比較嚴重的老年痴呆症，但還是記得溫慶福。盡管全家在“文革”中飽受磨難，但老人一直都很樂觀，之后的生活平安喜樂，她也經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記那些在困境中給予過他們幫助，哪怕是對他們說過一句安慰的話語，給過他們一個同情的眼神的人。

[專家看法]

“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口述：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整理：記者王歡

讀了溫慶福老師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幾乎從來沒有聽說過人們為這種事道歉，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說，中國人已經失去道歉的能力和習慣了，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經常見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對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個歉，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維系人與人的正常關系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為什麼人們不肯為自己政治上的行為道歉？我想，這可能是由於政治行為通常都是由上面發動起來的，於是每個做過壞事的人，事后都會有種心理安慰，覺得自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日常生活中由於自己的私心，甚至由於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過失，那是必須由自己負責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像德國人那樣，即使主觀上也許並不是明顯為了自己的私心，但隻要客觀上造成了人家的災難，就都能夠懷有一種懺悔之心呢？更何況，是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心，有時候的確是很難判斷的，也許是下意識中想要邀功，但也許僅僅是為了避免災禍降臨到自己頭上，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柏林牆倒塌后，那些殺害翻牆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為什麼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寸呢？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有一個人，就是當年把槍口抬高了那麼一寸的人，出來為自己的行為懺悔了，而且這是一個中國人。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尤其在中國、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這說明，人與人之間畢竟有相通之處，中國民間其實有大量懺悔精神，但是由於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局限，使人們把這種東西強行壓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能夠真正徹底地把這種局限加以打破，讓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開來，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帶著一顆扭曲的人心進入墳墓，這才是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希望。

前不久剛剛聽說有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出來向被害者公開道歉，今天又聽到了類似的事情，他們所想到的，其實很多人都在內心中想過了，但隻有少數對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較嚴格的人表現在了行動上。我希望這種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國能夠多起來，也希望能夠就此掀起一場民眾的大討論，讓中國人的靈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動。

謝謝溫老師，也謝謝張老師的子女充滿溫情的回應，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該是這樣的啊。

(紅網-瀟湘晨報)

(責編：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