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娛樂？

“夜鶯”迪吧從外面看不到招牌，來此消費的基本都是富士康的工人。雖然環境極其簡陋，但迪吧的生意異常火爆，原因很簡單：它滿足了很多富士康工人夜生活兩大關鍵詞——發泄、廉價。

20歲的小輝最常進行的節目就是去“夜鶯”蹦迪。“10塊錢入場，便宜，進去也不買什麼酒水，就是干跳。”他很喜歡從迪吧剛出來的感覺：“整個人被音樂震得木了，大腦停轉了，感覺很爽。”

2011年的春節后，他不顧父母反對，來到了深圳富士康。“當時聽說每個月能掙3000多，管他跳樓不跳樓的，想都沒想就跟著村裡的朋友來了。要是在家幫父母干農活，一家忙活一年掙的錢還沒我三四個月掙得多。”

來到了富士康后，讓小輝這個“小時候兜裡零花錢從來沒超過20塊”的農村孩子迅速有了“城裡人的感覺”。但很快，富士康機械、枯燥的工作和離家后的孤獨感吞噬了小輝掙到工資的喜悅。

在富士康，大部分人無不被這種枯燥感包圍。馬帥是鄭州富士康生產流水線上一名普通的鉗夾工，進廠已經有兩年多，雖然隻有19歲，但在流動性很大的富士康裡算得上是老人了。馬帥描述他的工作說：“俺做的活兒機器就能代替，干一年、兩年都一樣，沒什麼經驗積累，一站能站一天，下班了就找幾個人出去放風。”

在鄭州富士康，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是被嚴格框定的，每天8點半准時上班，按規定8點15分員工必須到齊，遲到的會被扣工資。為了實現廠區生產效益最大化，員工的用餐時間也被細化規定，不同車間用餐時間也不一樣，但時長都是一個小時，中午從10點開始到13點結束，晚上17點到20點結束，這三個小時間，被細分到了不同的三組車間，以避免用餐排隊而造成的時間浪費。在做工期間，甚至連上廁所都要向線長申請，這樣會被准許10分鐘的解決時間，如果超過時間沒回來，生產線的線長便會加以管教和批評。“有的線長素質低，總是罵人，”馬帥說他曾親眼見到一個線長對新來的普工爆粗口：“你××會做不會做，不會做給我滾蛋！”“如果你太老實，在裡面還會挨打。”他說。

這無可避免地造成了疏離感的企業文化。富士康深圳觀瀾工廠的一位線長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一線工人的流動性非常大，不管是同一個生產線，還是同一個宿舍，大家待在一起的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年，以至於工人之間很難形成固定的社交圈子，人際關系非常冷淡。無論在深圳還是鄭州，本刊記者採訪的幾乎所有工人都不願意將富士康當作職業歸宿。流水線的工作是青春飯，因為沒有人能常年承受機器般的工作，而且，以每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們幾乎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希望。但因為生活，他們必須來富士康當一次過客。既然沒有其他的選擇，在富士康還是要工作生活下去，在下班之后的夜生活裡，他們要重獲第二天返回枯燥的裝配線的動力。

在離小輝1500公裡外的河南鄭州南崗村，夜生活同樣熱鬧非凡。這裡毗鄰鄭州富士康最大的員工聚居區“豫康新城”，而在南邊不遠處，就是富士康航空港產業園區。2010年8月，隨著富士康實施往內陸遷徙的戰略，這裡迎來了第一批工人。富士康帶來的不僅僅只是“鄭州速度”的奇跡——上億元的政府稅收、大筆的土地征收補償款，除此之外，對於當地村民而言更為直觀的，則是它將周邊一個個偏遠的農村都變成了“不夜村”。

據不完全統計，居住在南崗村附近的富士康員工有10多萬之眾，每當周末晚上8點左右，工人們潮水般從廠區涌出來，在廠門口被各種交通工具分流，而后大批的人流便匯聚於此，他們從冰冷而機械的流水線裡剝離出來，抖擻精神，迅速轉換角色，開始了屬於自己的狂歡，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尋求自我的存在感以及壓力的宣泄點。

與深圳富士康一樣，廉價和刺激是這裡周邊娛樂的特色。在每晚8點到10點之間，這裡成片的啤酒燒烤大排檔幾乎座無虛席，私人旅館幾乎家家爆滿。本來不寬的街道，一到傍晚便更加擁擠，有時龐大的人群甚至會造成往來的車輛擁堵不前。但是並沒有人因此而焦躁不安，因為花個幾十塊錢便足以在這裡玩得盡興。在大排檔點些小菜，一群人一邊用餐一邊看餐桌前的免費表演。表演內容豐富，有時會是一名中年男子用河南話講黃段子，有時則是幾名著裝奇異的女孩子跳現代舞。隻需10元，便可以不限時地在一個籃球場大小的輪滑場地游戲放鬆，勁爆的DJ音樂，舞廳特有的七彩流光，使輪滑場變成了一個露天的迪吧。另外還有5元錢一小時的桌球、4元錢觀看一次的5D電影車等。

KTV是很受歡迎的娛樂方式，在生意火爆的露天KTV，5元錢便可以點一首歌。在所有歌曲裡，點唱率最高的是有關兄弟情誼和“古惑仔”系列的歌曲。還有更便宜的選擇，跟著人流往村子深處走去，會有一家“2元練歌房”，唱一首歌隻需2元，歌廳是臨時搭建的板房，當然，你沒法對音響效果要求太多。

這是廉價的娛樂，當然還有不廉價的娛樂，那就是賭博。這是鄭州富士康的曾彬晚上的主要娛樂方式。

曾彬來鄭州富士康已有3個多月，是辦公室文員。25歲的他自稱在富士康是“叔叔輩”。這源於他偶然看到的一份人事統計表，上面顯示富士康的工人絕大多數是90后。跟人聊天時，他總小心翼翼害怕說漏了什麼。剛進廠的時候，每個員工會跟富士康簽訂一份“保密協議”，嚴禁把企業內部情況泄露出去，否則富士康將會追究其刑事責任，所以談話內容隻能限於廠區之外的夜生活部分。

曾彬說他平時生活其實很節省，唯一的娛樂愛好就是“打魚”，“打魚”是一種電子賭博游戲，玩家最低下注額度是200元，換取20000炮。“通常一晚上下來，整個游戲廳的人，有贏有輸，但是我最多的一次就贏了100多塊錢，賠的時候還是挺多的，200元錢很快就沒了，但忍不住又想往裡面投錢，晚上做夢都是在‘打魚’。”小彬搖了搖頭，“每回總要投進去三四百元，結果能贏回來的機會很少，我也知道這是種賭博，但是總忍不住要去玩，每次總會抱著僥幸心理，以為會把上次的贏過來。”

類似“打魚機”的游戲廳，無論是在深圳觀瀾還是在鄭州豫康新城都隨處可見，每個游戲廳前都挂著“動漫游戲”的招牌招攬顧客，這像是服務提供者和玩家之間一種特殊的默契。

除了打魚機這種小賭，還有玩得更大些的麻將館。每到晚上，深圳觀瀾富士康北門外的章擱村內，幾乎桌桌爆滿，而很多富士康員工就直接穿著員工服，在麻將台上縱橫搏殺，“一個通宵下來，有時能贏一個月的工資錢。”經常來這賭兩把的詹瑞告訴記者。

1980年出生的詹瑞，湖南人，在觀瀾廠區已經做工3年了，目前是一條生產流水線的線長。他透露了另一個關於賭博的信息：在觀瀾一帶有很多指定的小賣部都可以買到一份地下賭馬的賭票，賭票價格不定，最少到1塊錢，最多不封頂，如果運氣好，可以大賺48倍。“有人一次贏了20多萬，直接就辭工不干了。我也買過，但是還沒有贏過。”

(責編：王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