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問題的改革邏輯

　　農業社會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問題，所以要找到土地怎麼跟勞動力結合以產出更多的糧食，這個問題農村改革基本解決了，剩下的是怎麼加強科學技術、加管理、擴大經營規模來支撐后發展。

　　但城市化一起來就遇到了新問題。土地被城市、被工業利用，它產生的價值會更高，於是，這塊地是種糧食，還是搞工業、搞城市，在市場上有不同的價。這些年我們最大的沖突就是這個沖突。

　　新的機會來了，經濟開始“聚”，“聚”到一個地方就會提高相對價，這是城市的魅力。城裡人聚在一起，分工變細，可以大大提高生產率，這是經濟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閥門，像物理力量一樣，你隻要適應它，允許人們自由流動和積聚，就可以釋放它的潛能。相對聚起來，繼而產生分工，然后就產生知識的流動、信息的流動，經濟結構就豐富起來了。於是就需要有些土地從農業用途轉成城市用途，就這麼簡單的一個經濟活動，跟我們過去的體制就發生了沖突。

　　過去多少年都是國家控制所有經濟活動，一塊地要轉成工業、城市用途，就先要國有化，把這塊地征成國家的，然后由政府把這塊地向市場拍賣。這個體制也是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土地都不能流轉，1988年之前，土地買賣和租賃是要入刑法的。后來啟動修憲，把憲法中關於土地不得買賣和租賃的條款作了巧妙的修訂，重申土地所有權不得買賣和租賃，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這樣就形成了一套政府可以把土地向市場、外商、個人和公司轉讓的體制。這對我國后來的城市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了今天大家討論的土地財政，土地可以融資了，把未來收益的權利拿出來就可以找到現金，用來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一個進步。

　　但這個進步跟原來的體制之間就構成一種沖突，因為它從農民那兒拿地不是買賣關系，而是強征關系。和農民的關系緊張是從這個背景下開始的。還有一個因素，開始誰也不懂土地能賣出這麼高的價錢，這是城市化的魅力，當然也跟我們的貨幣環境有關系，大量的流資最后總要落地，一落地就是天價。最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多從農民那裡拿地，然后高價賣，中間的差價用於土地財政，用於發展城市基礎設施。這個功能也不能一概否認，若沒有的話就沒有今天這麼大的城市發展。但這個體制下有些問題現在看后遺症越來越大—

　　一是和農民的關系。農民也會學習，你賣地賺錢，我能不能賣？他們也慢慢“醒”過來了。沒“醒”的時候，他們是拿這塊地在他自己手裡時的收益跟征地給他的收益作比較，合算就行。他原本種一畝地一年也就幾百塊錢淨收入，你給他的貼現率隻要高於這幾百塊錢，他就挺高興。但等到你賣高價后，參照系變了，他不再跟土地在他手裡種苞米的收益比，而是跟你賣出去的收益相比，他們會想，如果由我來賣呢？我在蘇州調查，那裡建工業園區，台商都想要地建廠，但劃定的開發區供應不上，廠商就跑到周圍農村問農民能不能給土地蓋廠房。有個村的村支書說得很精彩，他說：地就在我們腳下，錢就在我們門口，我怎麼就換不來錢？小產權就是這麼產生的，其實都是對城市化土地增值過程的一個反應。土地世世代代是農民的，他能不能在這個過程中分享一塊，能不能參與進來？這個問題就提出來了。

　　城市方面肯定不干：那還得了，農民要是敲竹杠、抬價，國家建設怎麼辦？他們有他們的道理。但他們不知道，如果制度妥當以后，農民數量多，他們競爭賣的話價格就不會高，鼓勵他們互相競爭賣，就跟賣白菜、蘿卜、糧食的邏輯是一樣的。但沒試之前誰也不知道，所以一征再征，最后的結果是征地成本越來越高。這是新的現實。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