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資料圖）

　　周其仁在不同場合對於中國改革都表達了他的期望，非常具有代表性。周其仁認為：“因為在開放的環境下，全球的技術變動的沖擊非常大，現在不是關起門來成本收益很穩定的年代。我不相信變革的力量會減弱，但合法化的動力是弱了，求穩的思想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經上了門的事情其實是機會啊。”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周其仁指出，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裡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后面。

　　“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可能由於這個那個就會憋死，但合法化很難，這就涉及意識形態、過去的觀念、既得利益，怎麼妥協，怎麼形成新的共識，這是難點。”對於未來，周其仁表示，相信改革的力量不會停。

　　“因為在開放的環境下，全球的技術變動的沖擊非常大，現在不是關起門來成本收益很穩定的年代。我不相信變革的力量會減弱，但合法化的動力是弱了，求穩的思想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經上了門的事情其實是機會啊。”周其仁指出，所以為什麼叫“紅利”呢？就是說改革跟投資一樣，你不投將來就沒有收益。下文是周其仁經典之作，再次重發，以饗讀者。

　　所謂改革就是兩個東西：一是民間基層自發的活動，碰到困難，碰到不適應的地方總要把它“拱”開﹔這個層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這個層面的改革不行，還要被吸納成為國家政策和制度，沒有這個過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改革很難，不改行不行

　　中國的改革說起來蠻難。前一段時間，吳敬璉老師新書發布會上我提了一個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嚴格來說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而改卻已經改了35年。為什麼這麼難改？

　　改革很難，那不改行不行？現在看來不改也麻煩：一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大，某種程度上比1980年代經歷的社會矛盾還要嚴重。任何社會都有矛盾，但若沒有恰當解決這些矛盾的辦法，GDP總量全球第二也不一定能讓大家很踏實。不改，很多社會矛盾就解決不了。像土地問題，如果沒有一套好的機制，政府、民間、開發商、城市的發展幾方面利益就找不到平衡的平台來處理。再如貪腐現象，像劉志軍、薄熙來等大案，批一個條、打一個電話、交代幾句話，幾百萬、幾千萬元就沒了。這跟體制有很大關系，權力在市場中遠遠沒有被裝進籠子裡去，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增長再快，大家心裡的感覺也不會太好。

　　另外，我在大學跟同學們交流，他們的看法已經跟我們不同。我們還有改革開放以前作為參照系，以這個參照系看，中國還是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新一代人的參照系不同了，不能老跟他們憶苦思甜。他們是人口主體，有新的標准、新的參照系，對社會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同時年輕一代也碰到很多新問題，比如房價，這是很深刻、蠻有挑戰性的一件事。從這方面講，不改也不行。

　　再有，我觀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現象越來越豐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卻到處都有，比如，有“黑車”，有小產權房，有“黑戶”……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認、不保護的空間裡，社會將來會怎樣？我有點擔心。所以一個國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這些現象解決，把大多數人口吸納到法治的框架裡。這有兩個途徑：一是要守法﹔一是法要合理，法要容易執行。這兩方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東西難以做到，那麼他干脆就在法外了。如果不通過進一步改革來提高這種制度化能力，社會經濟增長以后有很多矛盾是難以解決的。所以什麼叫改革的邏輯？就是改很難，不改又不行，要在這當中去找。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