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想基礎

　　各方利益取得最大公約數

　　記者：政府自身改革等於“拿刀割自己的肉”，阻力必然不會小，您認為主要阻力有哪些？

　　汪玉凱：政府自身改革每走一步都不容易，其阻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觀念革新難。政府一直比較強勢，要轉型面臨傳統觀念制約﹔二、部門利益太嚴重。改革勢必影響相關部門切身利益，容易遭到阻礙﹔三、自身改革容易落實不到位。過去我們的改革大多數是改社會的，改老百姓的，改起來相對容易。比如，下崗分流、醫療制度改革、減人增效等等。但這些年，涉及政府自身的行政體制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很難推進，比如三公消費、官員財產公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這些改革直接動了政府的“奶酪”，所以很難。

　　記者：改革的阻力如此之大，所以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說，“要構建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礎”，這是不是意味著當前對改革還存在著認識問題？

　　汪玉凱：當前我國存在四大風險，一是經濟風險，即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過去我國的經濟已經持續高增長了30多年，平均接近9%，現在繼續保持高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經濟的基數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資源環境的約束越發突出﹔二是社會風險，即社會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逐步擴大，各種機會分配不均等，既得利益的灰色權力、權貴資本等，導致社會利益格局被扭曲﹔三是信任風險，即有的地方政府對老百姓的承諾不能兌現，各種社會保障不到位，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四是政治風險，腐敗必須得到有效控制，給民眾以希望，以凝聚人心。這些危機決定了我們隻有繼續深化改革。

　　重構改革的思想基礎，在於協調各方利益，在新的起點上取得最大公約數，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從過去的改革經驗看，1978年改革起步的時候就是以思想解放、尋找改革的最大公約數為前提的。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這場思想解放，使中國人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最大的公約數。目前，中國的改革又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需要構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礎，在當前利益格局下取得最大公約數。

　　向既得利益動刀最難突破的是權貴利益集團

　　記者：那麼您所說的“二次改革”，具體應該從哪些方面突破重重阻力？

　　汪玉凱：突破口有兩個，一是行政審批改革，二是對既得利益階層的改革。

　　政府自身改革中，轉變政府職能是其核心，而當中最主要的就是放權。十多年前,國務院大概有4300多項審批權，政府管得太多，市場很難發揮作用。經過6次行政審批改革之后，國務院目前還有170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顯然還是太多。如果簡政放權不到位，市場仍然門檻過高，則市場機制仍然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如果社會組織沒有更多的自主權，那麼社會組織也很難承擔起社會賦予它的責任。所以政府如何把該管的管好，把不該管的放出去，達到收放平衡，既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隻有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理清楚，激發起市場和社會的活力，經濟社會發展才是良性的過程。新一屆政府已承諾，未來5年把170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再精簡三分之一，這是個好事。

　　改革說到底，就是與既得利益集團作戰。目前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有三類：以貪腐官員為主的權貴利益集團、以壟斷企業為主的利益集團、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主的地產資源利益集團。在這其中最難突破的就是權貴利益集團，我們現在市場經濟主要被“權”扭曲。如果不敢向它們“動刀子”，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有所推進。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團？要從制度上割斷政府官員和商業活動的聯系﹔要啟動國有企業改革，從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鏈條﹔要實行嚴格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我預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國企改革會有比較大的動作，利益分配上會有比較大的調整。對於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要退出，不能做主導。

　　記者：在經濟領域，上海自貿區引人關注，在政治領域，您認為會否有類似的改革大動作？

　　汪玉凱：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本質上也是一種行政改革。以前我們規定企業隻能做什麼，給企業設下了嚴格的限制。現在在自貿區只是規定企業不能做什麼，給企業留下了非常大的發展空間，這對現行的行政體制來說，也是個突破。其實像以前的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一種行政模式的創新，現在的自貿區也是如此。（記者 李龍 陳小雁）

    原標題：“二次改革”必須從行政體制改革突破

(責編：邢若宸、喬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