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2】

这是过去十年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多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之际，在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有力地肩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那么这一个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繁重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能否从挑战中艰难突围，决定了这条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说服力。

（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