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