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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2012年11月06日14:42    来源:新华网        字号: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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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冯慧、刘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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