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次山西考试有一突出个例非常值得玩味:有一位年薪15万元的IT人士也加入了考试队伍。2011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7680元,15万元年薪绝对属于高收入者了,仍然要投身于竞争异常激烈的公务员考试,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实在值得警惕。 |
对于一年一度的新科举大考热现象,网友有不同的声音,本网收录其中部分文章入专题。见下:
来源:凤凰网博客 顾则徐
据《山西晚报》报道,山西省2012年度公务员录取考试近日已经进行,来自全省的57884名考生通过资格审查,走进考场角逐1902个岗位,几乎是30人竞争1个岗位。30取1录取比例的公务员考试在目前的中国属于常态,有的省市甚至有达到50左右取1比例的。但此次山西考试有一突出个例非常值得玩味:有一位年薪15万元的IT人士也加入了考试队伍。2011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7680元,15万元年薪绝对属于高收入者了,仍然要投身于竞争异常激烈的公务员考试,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实在值得警惕。
中国官员队伍的膨胀发端于清朝咸丰年间,当官成了有一定知识人士的主要就业渠道。由于科举中榜名额的限制,这种膨胀在清朝晚期还比较有限度,但已经为以后的灾难性膨胀作了铺垫。由于考试中榜就意味着当官,当官就是通过考试获取文凭,因此,考试与当官也就二位一体化。清末时新式学堂兴起,通过考试拿到文凭的人空前多了起来,但一方面社会急需要各种人才,一方面人们却纷纷涌到衙门要求当官。这一情况在进入民国后更趋严重,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不是解决了社会需求,而是越来越培养出要求当官的庞大人群。民国初期时候,仅仅在北京想尽办法等待当官机会的人口,几乎已经接近本地居民人口,而当时北京居民人口为50万人左右。民国整个的历史演变,受到了这一因素的极大困扰。
冯友兰回忆北京大学的情况:“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一般人认为……最后总是做官。”(《“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民国时期即使著名的大学教授,也少有不做官或不兼官职的,更不用说其它行业的经过教育的人士了。由于当官是经过考试获得文凭的人们所最羡慕的职业,因此,教授、工程师、律师、记者、作家、职员乃至财富万贯的企业主、买办,一当有机会便要做官。梁启超尖锐地指出:当官“所以最足歆动人者,则劳作少而收入丰也。大抵今日中国官吏,就中除百分之一二特别贤劳外,其他大部分若改执他种职业,则以现在所费之劳力,决不能得现在所受之报酬。其中尤有一部分纯然坐食,曾不必出丝毫劳力以为易”。(《作官与谋生》)
由于行政机关的官职远不够分配,于是只能通过扩张军队的官职消化。清朝末中国军队总数不超过100万人,辛亥革命后增长为150万人,北伐战争结束后仅仅国民革命军旗号下即不下于400万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更是号称拥有800万大军,1948年前后全国各种武装力量总数应达到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1500万人。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是“当兵吃粮”,但更大的困境是军官的泛滥。由于要当官的人太多太多,当官的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当官机会的获得就要付出高成本,一当做了官,自然就要获取回报。军队有句俗语:“连长连长,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样,官员队伍只能是趋向于腐败化。
当情况恶化,再试图进行改革风险将是非常之大。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下子军心涣散,失去了抗日时候的作战精神,重要原因即是进行裁军,大量军官没有了“黄金万两”的权力,突然成为流民,到处又哭又闹,喊打喊杀。一个人当了几年官,一不当官,基本就失去了良好的谋生能力。15万元年薪的IT人士如果当了几年官,再回IT行业,由于技能淘汰,恐怕求5万元年薪的岗位也十分困难了。所以,当官——考公务员——之热烈,绝不是国家的幸事,而是危机的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