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了几个办法。第一就是学校与学校间的对口支援。我觉得“手拉手”是中国一个很好的传统和方法,但一直没有做起来。如果所有城市的好学校,能对口支持一个农村薄弱学校的话,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而且完全能够做得到。财政可以拿一笔资金来支持,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建立“学校共同体”。在同一个区域内,让当地好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建共同体,十年前我在苏州曾进行过这样的试验,效果非常好。现在杭州、北京等地也在尝试建学校共同体。
第三,我主张组织全国的退休教师到这些地方去支教。这块资源其实很大。现在女教师55岁退休,男教师60岁退休,他们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余热却很难发挥。国家可以将此作为一项工程来推动。
其实国家还可以采取很多办法来支持,包括提高农村教师津贴。可以保证在农村教书的钱比在城市的钱多,至少在同一区域内,农村学校的老师比县城学校的老师待遇要多得多,等等。多管齐下,就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可建信息数据库作为政策依据
新京报:目前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几个部委的文件,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从现在各地出台的政策措施看,节奏是不是有一点缓慢?
朱永新:总的来说方向是对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之所以政策的开放度不够,我觉得是因为对“家底”不清楚,心中没数,到底能开放到哪一步,不是很清楚。
新京报:现在在提“教育公平”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特殊人群。在“教育公平”中,对他们的关注是不是少了些?
朱永新:是,对特殊学校的教育的关注是不够的,应唤醒全社会对这一人群教育的关注。针对特殊学校的教育,国外现在很流行的是融合教育,因为特殊人群也要融入社会之中,所以好的特殊教育不是把特殊人群关起来单独去做。北京市残联在这方面在做一些尝试,这个方向是对的。
新京报:在教育决策时,有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政策执行结果看,出现了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农村的撤点并校,学校远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学生辍学问题。如何避免类似现象?
朱永新:第一,就是要加强决策的科学性。不能出台一个政策就立即全国推广,不能搞一刀切,应在不同的区域选择不同的点试验,逐步推广。一个政策要是一出台就大面积推开,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中国各个地方差别太大。
第二,就是要摸清家底,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为什么很多政策会出现“一放就乱”?就是因为很多情况没摸清楚,针对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