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因为一个名字，她一生被迫与政治牵扯不清。在中国大陆、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在资本主义心脏的美国，无论在哪里她都注定无法逃脱那个身份的牢笼 |
“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1990年代以后，江青开始探索更广阔的艺术领域。1992年，她“突发奇想”想做导演，便把自传中“上海童年旧事”一章写成了电影剧本《童年》，并一举获得1993年台湾优秀电影剧本奖。
江青童年的故事始于1954年。那一年，在8岁的江青面前，外公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戴上手铐带走。之后，舅舅被南开大学物理系开除，所有亲戚的子女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报考大学；妈妈也被隔离审查。江青在《童年》剧情大纲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江青一生几乎都在与政治进行心理角力。外公被捕后两年，小江青一边在学校里唱“镇压反革命”歌曲，一边抬不起头来。10岁时，她考上北京舞蹈学校，家里人不愿她那么小就离开家，但她为了“甩掉污点”，态度坚决地“逃离”了上海。在《往时往事往思》中，她写道：“在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又是干净清白的。”
《童年》获剧本奖后，曾支持《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拍摄的台湾人邱复生本有心投资这部电影，可由于剧本没有“光明的结尾”，江青又拒绝修改亲身经历，拍摄一事不了了之。
童年的遭遇对江青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10岁后到了北京，她还是小心翼翼，对家庭话题讳莫如深。不但谨言，她还懂得慎行。回上海时去监狱里探视外公，她特意没戴红领巾一个少先队队员去探“反革命”的监，她感到言行上“太不相衬”，又生怕鲜红色太扎眼。她渴望见到外公，在亲人和“政治正确”之间深深纠结。
尽管有如此遭遇，但那个火热的时代仍然灌输给小江青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小主人翁”。她曾得到机会去机场随周总理向国外领导人献花，也热爱在学校里跳舞。大炼钢铁时大家都不睡觉，疯狂的集体主义生活自有一股氛围，让她意气风发，十分沉迷。
江青上学期间曾两度前往香港探亲父亲1949年前就一直留在香港，母亲也于1957年带着弟弟投奔父亲但江青数次跟父亲发生口角，父亲认为她在大陆被“洗脑”，她倒认为香港“太物质”，父亲“不爱国”。她想，毕业后，“祖国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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