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姑娘跟妈妈一起在外侨居住区摆摊刺绣。（1948年5月，上海）

一位杂耍艺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动作。（1948年5月，上海）

　　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简单，逮着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向街头小贩买些烤红薯充饥。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有一个家伙吹牛说，他醉的时候开飞机比清醒的时候开得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运输机其实就是空中货车，我们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邮包或者装着上千条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带的木箱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旅途中付出的种种艰辛还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这两年，伯恩斯和罗恩小组在《生活》杂志上一直保持着版面占有率的最高纪录。

　　在中国，拍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满洲”零度以下的严寒和华中、华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气候，对摄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常常难以安装、难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无国籍的家伙知道如何拆装摄影器材，可惜对于我带去的禄莱(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这两种相机，他却缺乏专业经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上帝保佑，让我的摄影器材在成千上万次暴露于恶劣气候之后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可是美国杂志派驻中国的、肩负着提供整个东南亚地区新闻这一艰巨重任的唯一摄影记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替所有的美国人充当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