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妇女和儿童追逐着满载棉花的卡车。（1948年3月，上海）

一位被怀疑偷了棉花的妇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

　　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四十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那上面装载着价值两千万美元的棉花，这是联合国为了让农村的穷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赠给中国的救援物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船上，扯开包装袋，疯狂地哄抢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与棉花贩子换铜板。政府只得把残存的那点棉花装到车上。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资能运到内地。我们所拍摄到的，是一个板着脸的警察逮住了一个农妇，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进行搜身的过程。诸如此类的照片当然没有反映什么政治事件，只不过记载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