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1948年1月，上海）

　　繁忙的十字路口悬挂着巨幅广告牌，画面中的西方女郎在为银行牌香烟作宣传。（1948年1月，上海）

　　1946年，我开始以签约的自由摄影师身份在洛杉矶工作，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生活》杂志社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尚无名气的摄影师来拍摄一些大摄影家们不屑一顾的小题材。我正处于饥渴状态，所以干得很起劲。六个月之后，我创了自由摄影师业绩的纪录，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国进行采访的派遣，虽然并非毫无顾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这个重大题材的任务中失败，我就寝食难安。在与《生活》杂志洛杉矶分部的头头杰克比尔伍德(Jack Beardwood)会面时，我真有点战战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对我说：“如果《生活》杂志社认为你不能胜任此项使命，他们也不会选择你。”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发出自嘲：“OK，能干的家伙，你认为自己的确能干好它吗？”

　　直到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闻报道范围不仅包括诸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溃退之类的中国内战的热点新闻，还包括五六个东南亚国家的起义和暴动。我将与《生活》杂志上海局的负责人、记者罗伊罗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给予我们鼓舞和动力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总在期待一定能报道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故事、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好新闻，一定能借此在竞争中打败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媒体。甚至，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结局——击败《生活》杂志的其他记者，占据更多的版面。正是由于我们俩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罗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我们去采访的东南亚国家，都在新闻领域里占据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领先地位。

　　五十年前的中国，真是个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无论他们曾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出于多么真诚的善意，这些翻译对于什么是新闻，以及美国人对新闻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概念、一窍不通的。他们也根本不懂处理突发新闻的紧迫性。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种的困难，时刻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与妻子和我第一个儿子的分离，统统都让位给用采访到的纪实材料编制成各种新闻时所获得的振奋及愉悦。摘选自《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美)杰克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