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我们没有做到法治 而是靠过多的政府审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是在变，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发展中，像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又涉及到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造成了很多政府部门在里面都有它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那必然要有很多审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做到像，早在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方向，我们靠法律来调节这样一些利益格局，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我们靠过多的政府审批，这是个大问题。

这么干，包括我们的好官都非常累。你要有一个规则，各行其道它就解决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什么都仍然回到行政上来，由人去掌控。有时候你作为研究者做评论说不该这样，人家官员告诉你，你不懂，你进到里面就知道了，它相互制衡，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思路的话，每一个部门它是推不动的。

实际上权力关在笼子里，我更认为这个笼子是什么笼子呢？也就是我们早在十五大就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法治的笼子，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规则，大家能够各行其道。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秩序，比如我们看过去路上很乱，交通是人指挥，这是人治，后来红绿灯好像好像建立了一个规则，但是有的路车多，有的路少，有时候这亮绿灯的时候没车走，我们有立交桥修起来各行其道，它就不需要你再去指挥了。所以我们讲法治规则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建立一个在商务经营中，包括公民的行为中能各行其道，政府管的只是有限的，政府管的更多的需要党和人大通过立法来把规则制定好。

其实很多手续他能压缩，理论上说其他地方可以压缩，但我更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审批者和被审批者都参与进来，比如我们各地各级人大多发挥点作用，把问题好好的从制度上清理一下。

张鸿：现在大多是依官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依法来解决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包括我们解决的时候，你看广州的方案当然是好的，但是你看到没有，它是依官来解决问题，不是依法来解决问题。说我们市长有个热线，你有问题你找市长，上级压下来它就能解决。包括河北这个问题，焦点访谈一报，然后官儿们着急了，说下去治，然后处分了，就是你得得罪官，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它没有一个我直接和你有一个依法能解决的途径。

政府要出手管理的话，每一项都是我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规则。我们经常说的，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非法，如果我没有明确的法让你干这个事，那就是非法。现在看，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前两天，中编办规定了，2002年取消了789项，2003年取消488项，2004年取消470项，2007年取消186项，2010年184项，2012年年314项，今年117项，10年一共取消2548项行政审批。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不用摸底，哪一天开始，我授权的是多少项，就这些项可以，列个清单。

林琳：应严格问责 并建立长效机制

(《人民日报》经济新闻版编辑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对于办证的痼疾，我认为目前应该重点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是畅通投诉渠道，身边办证难的问题其实并不少，但能被媒体关注并得到解决的实在太少了。所以首先应该畅通投诉渠道。第二，就是严格问责，对于一些群众意见大的办证部门，对私自增设办证条件，还有推诿或者拒不办理的，应该严肃追求责任，平时还应该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考核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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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