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的改革逻辑

　　农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所以要找到土地怎么跟劳动力结合以产出更多的粮食，这个问题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剩下的是怎么加强科学技术、加管理、扩大经营规模来支撑后发展。

　　但城市化一起来就遇到了新问题。土地被城市、被工业利用，它产生的价值会更高，于是，这块地是种粮食，还是搞工业、搞城市，在市场上有不同的价。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个冲突。

　　新的机会来了，经济开始“聚”，“聚”到一个地方就会提高相对价，这是城市的魅力。城里人聚在一起，分工变细，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这是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阀门，像物理力量一样，你只要适应它，允许人们自由流动和积聚，就可以释放它的潜能。相对聚起来，继而产生分工，然后就产生知识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经济结构就丰富起来了。于是就需要有些土地从农业用途转成城市用途，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济活动，跟我们过去的体制就发生了冲突。

　　过去多少年都是国家控制所有经济活动，一块地要转成工业、城市用途，就先要国有化，把这块地征成国家的，然后由政府把这块地向市场拍卖。这个体制也是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土地都不能流转，1988年之前，土地买卖和租赁是要入刑法的。后来启动修宪，把宪法中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和租赁的条款作了巧妙的修订，重申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和租赁，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政府可以把土地向市场、外商、个人和公司转让的体制。这对我国后来的城市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了今天大家讨论的土地财政，土地可以融资了，把未来收益的权利拿出来就可以找到现金，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进步。

　　但这个进步跟原来的体制之间就构成一种冲突，因为它从农民那儿拿地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强征关系。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是从这个背景下开始的。还有一个因素，开始谁也不懂土地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这是城市化的魅力，当然也跟我们的货币环境有关系，大量的流资最后总要落地，一落地就是天价。最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多从农民那里拿地，然后高价卖，中间的差价用于土地财政，用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这个功能也不能一概否认，若没有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城市发展。但这个体制下有些问题现在看后遗症越来越大—

　　一是和农民的关系。农民也会学习，你卖地赚钱，我能不能卖？他们也慢慢“醒”过来了。没“醒”的时候，他们是拿这块地在他自己手里时的收益跟征地给他的收益作比较，合算就行。他原本种一亩地一年也就几百块钱净收入，你给他的贴现率只要高于这几百块钱，他就挺高兴。但等到你卖高价后，参照系变了，他不再跟土地在他手里种苞米的收益比，而是跟你卖出去的收益相比，他们会想，如果由我来卖呢？我在苏州调查，那里建工业园区，台商都想要地建厂，但划定的开发区供应不上，厂商就跑到周围农村问农民能不能给土地盖厂房。有个村的村支书说得很精彩，他说：地就在我们脚下，钱就在我们门口，我怎么就换不来钱？小产权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都是对城市化土地增值过程的一个反应。土地世世代代是农民的，他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一块，能不能参与进来？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城市方面肯定不干：那还得了，农民要是敲竹杠、抬价，国家建设怎么办？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制度妥当以后，农民数量多，他们竞争卖的话价格就不会高，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卖，就跟卖白菜、萝卜、粮食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没试之前谁也不知道，所以一征再征，最后的结果是征地成本越来越高。这是新的现实。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