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资料图）

　　周其仁在不同场合对于中国改革都表达了他的期望，非常具有代表性。周其仁认为：“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下，全球的技术变动的冲击非常大，现在不是关起门来成本收益很稳定的年代。我不相信变革的力量会减弱，但合法化的动力是弱了，求稳的思想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经上了门的事情其实是机会啊。”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周其仁指出，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能由于这个那个就会憋死，但合法化很难，这就涉及意识形态、过去的观念、既得利益，怎么妥协，怎么形成新的共识，这是难点。”对于未来，周其仁表示，相信改革的力量不会停。

　　“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下，全球的技术变动的冲击非常大，现在不是关起门来成本收益很稳定的年代。我不相信变革的力量会减弱，但合法化的动力是弱了，求稳的思想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经上了门的事情其实是机会啊。”周其仁指出，所以为什么叫“红利”呢？就是说改革跟投资一样，你不投将来就没有收益。下文是周其仁经典之作，再次重发，以飨读者。

　　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改革很难，不改行不行

　　中国的改革说起来蛮难。前一段时间，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而改却已经改了35年。为什么这么难改？

　　改革很难，那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麻烦：一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比19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一定能让大家很踏实。不改，很多社会矛盾就解决不了。像土地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机制，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的发展几方面利益就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再如贪腐现象，像刘志军、薄熙来等大案，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几百万、几千万元就没了。这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被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已经跟我们不同。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了，不能老跟他们忆苦思甜。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新的参照系，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同时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问题，比如房价，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从这方面讲，不改也不行。

　　再有，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却到处都有，比如，有“黑车”，有小产权房，有“黑户”……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口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这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守法；一是法要合理，法要容易执行。这两方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难以做到，那么他干脆就在法外了。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高这种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就是改很难，不改又不行，要在这当中去找。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