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方案创造性地提出“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建立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并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这样就可形成与原有户籍制度双轨并行的新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取代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尽管备受争议，但一夜之间废除并不现实。国研方案的建议颇具新意和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建议把司法体系划为中央事权，这意味着司法体系得以在财务和人事上摆脱地方干预，为增进司法独立创造了条件。

　　教育体系的僵化也是社会关注焦点。科学家钱学森临终遗言“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唏嘘。“383方案”大胆建议，“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这无疑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关键。

    关于敏感的土地问题，方案则建议“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对被政府征收土地，改原用途补偿为公平补偿，农民房屋按市价补偿，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改政府卖地为国有土地资产经营，明确国有土地资产经营收益不得当期使用，其用途和绩效由人大审议监督”。

　　上述土改建议如能实施，将产生三个方面的深远意义：一是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土地是一块巨大的利益。吴敬琏曾批评说：过去几十年来，一些部门在造城运动中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二是为农民卖地进城创造便利，有利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三是可以对土地财政釜底抽薪，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坐庄土地市场”的动力，为抑制房价泡沫继续膨胀创造条件。

    “383改革方案”的局限性

　　当然，国研中心方案也对很多重要问题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一些建议难免具有技术性改良的色彩，难言体制性突破。

　　在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权方面，报告仅建议“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决策前应组织相关机构、智库等进行必要论证，有的要举行听证会”。这种相对模糊的描述，在实践中很容易被规避。

　　近年来，国进民退、央企垄断、央企腐败等问题引发了社会不满，中石油腐败窝案只是一个最新的成果展示。尽管“383方案”承认“基础产业的垄断弊端，已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力度推进基础行业改革刻不容缓”，但报告的建议显得较为保守。报告只是寄希望于央企之间的内部重组，“将石油天然气管网业务从上中下游一体化经营的油气企业中分离出来，组建若干家油气管网公司，并建立对油气管网的政府监管制度……再次重组电信企业，形成多家竞争实力相当的电信运营商”。

　　总体而言，“383方案”反映了体制内改革派为推动全面改革做出的巨大努力，方案既力求推动“实质性改革”，又兼顾到了现实体制的制约因素，值得肯定。但方案在国企改革等关键性、敏感性问题上无奈的“技术性改良”，也折射出中国改革之困难性、渐进性、复杂性。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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