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密中组部：办公楼不挂牌 电话不显示号码【4】

　　两大核心业务

　　中组部的核心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党建，一是管理干部人事。

　　一位熟悉中组部的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般说来，带有“组织”字眼的局处，如组织局，是管党建的;带有“干部”字眼的局处，如干部调配局、企业干部局，就是管人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建设亟需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组部又在原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负责人才队伍的建设。

　　近几年，这个局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量。2008年，牵头启动了“千人计划”，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从国外招揽了2263名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自从设立了人才工作局以后，中组部有了新的定位，即“三个之家”：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识分子之家。

　　中共有超过400万个基层党组织，中组部组织局承担着对它们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组织局还负责8000多万名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可以说，这是一项繁重且出不得半点差错的任务。

　　为了有效地实现管理，组织局侧重于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则更多地依靠各级党委，以及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系统。张全景说：“组织系统没有涉及不到的部门，战线非常广。”

　　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镇，有大约10万人在维护着它的运转。

　　根据1985年的数据，当年底组织系统共有干部96615人，其中包括：中组部509人、省委组织部2741人(平均每省94人)、地市委组织部17087人(平均每地市47人)、县市委组织部37928人(平均每县17人)和乡镇组织委员38350人。

　　中组部对大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采用了分类的办法。每个干部局，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比如，有的干部局管党政与外事干部，有的管地方干部，有的管经济、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干部，还有的管企业干部。

　　各个干部局对干部的管理，不仅仅是“管人头”(即提拔、任免干部)，还需要让那些被提拔的干部“能坐在一起工作”，后一项工作也被通俗地叫做“配班子”。

　　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党内以“善于团结人”著称。有媒体报道说，他执掌中组部之后，摸索出一套“配班子”的“贺氏法则”，即在保证干部个体素质的前提下，注重干部之间的兼容性。在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上，避免将两个强势干部配在一起。通常是，将资历深一点的与资历浅一点的搭配，性格强势一点的和性格温和一点的搭配，思维方式宏观一点的和微观一点的人搭配。

　　在如何管理“班子”上，张全景也有自己的经验。那就是，管好一把手。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以后，如何管好地方干部，成为中组部当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1993年，张全景提出，管好“两个30”，即30位省委书记和30位省长。他说，很多问题都出在一把手上。“无论是用人也好，其他事情也好，一把手的作用太大。选好、管好一把手，好多事情就可以办好。”

　　为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中组部还专门设有干部监督局，受理用人方面不正之风的举报。同时，办理中央批办的反映领导干部重要问题的案件。

　　为此，中组部对外公布了举报电话12380。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公众能够与中组部联系的唯一方式。中组部的办公楼不挂任何招牌，办公电话没有列入公开的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低调与“高调”

　　中组部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最神秘的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工作场合，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也不苟言笑。

　　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王军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由于工作需要，他们经常会与省部级领导谈话，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但从不发表任何意见，更不会轻易评价干部，只带耳朵、笔记本，听完就走，不讲话，“就像是一个隐身人”。

　　退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厅厅长的唐文光，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中组部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刚到中组部时，他被安排处理地方上的来信。有一次，他刚准备给地方打电话，就被叫住了。他被告知，打电话前必须先写一份电话稿，经批准后才能打。“你的一个电话，对下面的人来说，就是一项政策。”

　　“在很多时候，中组部的言论就代表中央。没有授权，我们是绝不能私自发表看法的。”李志民说，“必须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组部内部有一套严格的纪律制度。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都标有序号，用完存档，离职前全部上交。不同部门之间，互不交流工作。出差去哪里、找什么人、办什么事，更不能相互打听。

　　张全景认为，组织工作有一定的机密性，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工作性质、工作方法的考虑。

　　历史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根据地，环境也很艰险。而组织部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是全部了解的，因此保密就至关重要。

　　建国后，由于组织人事工作的敏感性，仍存在保密问题。某些党员干部的特殊情况、正在酝酿尚未决定的人事任免、酝酿讨论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等，仍需保密。“这与扩大用人上的民主、党务公开等并不矛盾。”张全景说。

　　中组部工作人员表现出的不苟言笑，甚至是刻板，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看来，是工作性质使然。“在组织系统内，你永远不可能代表自己。”他说，“你必须低调、内敛，服从纪律。”

　　不过，中组部也有“高调”的时候，那就是出席干部的任免大会。

　　一般而言，各省市区一把手的任命，都会有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到场。每年“两会”后，是地方领导的换届期，也是中组部领导最忙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仅去年3月20日那一天，就有河南、湖南、河北、黑龙江和江西的五位省委书记履新。而这一天，王秦丰、潘立刚、张纪南、王尔乘和王京清这五位中组部副部长也同时亮相，分别出席这五场履新大会。

　　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都是政治局委员，任免大会的级别相应更高。

　　2007年11月30日，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关于薄熙来接替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决定。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亲自到会宣布该决定。

　　薄熙来2012年落马后，张德江以副总理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李源潮再次与会，并发表讲话称：“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8个月之后，张德江结束了短暂的重庆岁月，孙政才接任市委书记。宣读任免决定的，是刚担任中组部部长不久的赵乐际。在讲话中，他代表中央，肯定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在重庆的工作。

　　去神秘化

　　近年来，中组部开始出现去神秘化、公开化的迹象。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中组部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集体提问。

　　2010年6月，中组部在例行发布党内重要统计数据时，一改往年的书面发布方式，破天荒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任命了一位新闻发言人。

　　发言人说，这是推进党务公开、提高组织工作透明度的一个实际举措。他坦率地说：“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对这个工作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指点、多理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组部开始探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中国人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副厅级以下以及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岗位，已经实现了公开选拔。

　　2010年4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原董事长张红力被任命为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成为中组部从海外引进的最高级别官员，改写了之前没有“海龟”直接成为“中管干部”的历史。

　　中组部打破惯例，通过市场方式选聘“中管干部”，俨然是跨国猎头公司。但不言而喻，它与猎头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同。

　　在组织关系上，四大国有银行的高管(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和监事会主席)均属于“中管干部”序列。其人事任免，国资委会参与，但中组部有很大的发言权。

　　事实上，中组部曾多次以轮岗的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进行调整。一些高管，被任命为政府高官。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曾被擢升为央行副行长，完成了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的转型。

　　有人批评，公开选拔的范围不够大，尤其是高层干部的选拔方式，仍比较传统。

　　“(高级干部的任免)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合力的结果。”蔡志强说。他认为，这种闭门协商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权衡各方不同意见，避免出现动荡。

　　但这套协商机制，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更加公开化。同时，如何界定组织部门的权限，如何管理不同类型的干部，也是新时期中组部面临的课题。

　　“中组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蔡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责编：赵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