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我是中國最“繞”的作家【2】

南方日報：確實有些人評論說你比較“繞”。現在從《一句頂一萬句》，包括新書《我不是潘金蓮》開始，你的文風又有了一些改變。你認同這個說法嗎？

劉震雲：我也發現了我是中國最繞的作家。為什麼這麼繞呢？確實它是有來由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思維帶過來的，特別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外一件事，接著又說成第三件事。你要說清一件事，必須說清八件事。一件事裡有八個道理，八八六十四個道理，這說起來的話就特別的費勁。不把六十四個管道給鑽出來，這個事情說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話，我們的思考習慣特別容易大而化之，說這事說不清楚。那麼我覺得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把別人說不清楚的地方說清楚。但當我想把它說清楚的時候，所有人又說“繞”。

這不是一本政治小說，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說

南方日報：第一次以女性為主角寫作，會感到有什麼不同嗎？

劉震雲：無論是用男性視角，還是用女性視角來創作一個作品，都肯定會有偏頗。我覺得一定會有比性別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覺得人性在性別上是沒有區別的，包括不同的時代、年齡和民族之間，差異也很小。從先秦到現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學技術，可能前進了1000公裡，但是人性前進了多少？頂多0.5毫米。

南方日報：為什麼會想到寫這個題材，李雪蓮有原型嗎？靈感來源於哪裡？

劉震雲：現實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長為藝術形象。用原型，包括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物、一句話、一種聲音、一個氣味，包括一個眼神，這些啟發都能夠讓人寫出一部作品﹔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途徑，不是生活表面對你的啟發，而是生活內部的漩渦裡面，深藏的生活邏輯，給你帶來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說﹔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說。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經歷帶來的小說，更好。

《我不是潘金蓮》並不是讓人看到一個女的，看到小說中的事情，可能是讓人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東西。這往往是生活邏輯。這本書寫的是一種生活邏輯，為什麼一件事會導致另一件事，一開始發生的事和最后變成的第十個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糾纏在一起，起承轉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會是另一種因和果導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發生了變化。

南方日報：看起來這是一個農村婦女因為一點小事上訪的故事，你認為這部小說不是政治小說，而是“底線小說”。怎麼理解？

劉震雲：小說直面生活，直面當下，直面社會，直面政治，但這不是一本政治小說，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說。米蘭·昆德拉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很多人說這是政治小說，他很不高興，說這是一本愛情小說，糾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蓮》說的是幽默底線，生活本身很幽默，整個事情的發展變化已經很幽默，幽默的底線和喜劇的底線，以及生活中發生的荒誕的底線，都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喜劇很幽默的話就是悲劇的底線。

一個婦女利用上訪，告倒了從下到上一溜貪官。這種序言和正文的顛倒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邏輯，也是一種幽默感。生活的邏輯會導致政治的邏輯。生活邏輯不但打在李雪蓮身上，也打在了與她告狀有關的各級官員身上。官員沒有一個是壞人，她的離婚和各級政府也全無關系，但導致官員全部落馬。李雪蓮是冤的，但一批官員更冤，誰導致了他們的冤？是生活邏輯和政治邏輯。小說沒有為民吶喊，官員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蓮，反過來找她，第三章寫史為民，這更是一個邏輯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