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我是中國最“繞”的作家【3】

我在編劇方面的建樹，成績等於0.1

南方日報：因為跟馮小剛導演的合作，你的作品被搬上大銀幕被更多人所熟悉，包括即將推出的《溫故1942》。你怎麼看待小說和編劇這兩種工作？

劉震雲：從嚴格意義上講，我沒做過編劇。編劇是一個職業，受影視公司或導演的委托，創作一個劇本。我沒有單獨創作過任何劇本，只是把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相當於把我自己家裡種的那棵棗樹做成了板凳。編劇是一個比作家還要困難的職業，因為作家是一個人說了算，但是編劇要很多人說了算，比如導演、演員、制片方，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的創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寫小說那麼自由自主。我在編劇方面的建樹，成績等於0.1，不足為論。作家寫作一個人說得算，編劇寫作很多人說得算，這樣的創作不像寫小說那麼自由、自主﹔另外，電影受時間的限制，90分鐘到2個多小時，要完整表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心路歷程，比小說難，因為小說可長可短，不受篇幅的影響，可以說一大車的話。

南方日報：新作會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嗎？除了馮小剛，還會考慮跟別的導演合作嗎？

劉震雲：這要看今后有沒有適當的契機。我覺得這部作品有特別好的、適合改編成電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變成影視作品，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除了我，還得有另外一個人，就是導演。這個導演一定要跟我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比如對一個事件的看法——特別一樣。所以你會發現，我總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馮小剛導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見識非常一致。比如一般的電影導演看中的是故事情節，馮小剛不一樣，你們看一看《溫故1942》，沒有故事、沒有情節，馮小剛為什麼還要把它改編成電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節、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東西。

名家評論雷達：支撐起作品的是一種民間智慧和話語方式

《我不是潘金蓮》作為《一句頂一萬句》的姊妹篇，它延續了“傾聽民間”的主題。“潘金蓮”仍然具有語言的細致和狂歡化，小題大作、故弄玄虛，形成了一個狂大的幽默場，夸張性是完全允許的。所以在這裡我感覺到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千方百計要把事情搞大，盡情折騰，整個風格是幽默的。告狀是很嚴峻的事情，我們讀起來卻會發笑，這是內在的幽默感。李雪蓮准備要告狀了，搞了七件事，先到澡堂搓澡，寫得很有趣：剪短頭發，為了戰斗，萬一打起來，你抓不住我，這些東西都非常有趣，你一看就忍俊不禁：她是我們民間非常智慧的女子。語言簡潔甚至快捷，用對話推動情節的旋轉。我必須說支撐起作品的是一種民間的智慧和民間的話語方式，這是劉震雲獨有的。

張頤武：這本書讓我們了解一個復雜的中國

《我不是潘金蓮》這個書名很聳動。這個書很特別的地方在於正文很短，其實是短篇小說。就像杜甫寫一首詩《秋興八首》，是七律，大家寫的詮釋多達五十萬字。劉震雲這個故事的正文能獲魯迅獎，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獲茅盾文學獎，分開得獎。這本書讓我們了解一個復雜的中國。大家認識中國，但不清，外國人說不清，自己更說不清，這個書的好處是把中國的復雜性呈現出來，讓我們了解中國的微妙。李雪蓮是一個有毛病的中國人，她攪動的故事其實都是有毛病的故事，所有人被她攪動以后變得有毛病，帶著這種毛病向前走家，就是現在的狀況。我覺得這本書最重要的是讓我們了解中國的博大復雜，了解復雜的中國最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