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農夫市集保衛餐桌實驗or中產腔調【3】

我信任的不是企業，不是政府，而是與農民交流的情感

事實上，農夫市集並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台灣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教授董時睿介紹說，大約20年以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就開始出現專售綠色、自然農產品的農夫市集。現在，定期的農夫市集在美國已經有4300多個，英國則有接近500個。

在周立看來，農夫市集興起的背后，是人們對工業化農業生產與銷售模式的一種反思。“食物本來應該為了人們的生命健康而生產，但大規模、長距離運輸的工業化生產漸漸扭曲了這個本質。”周立說。

對袁英華來說，這樣新興的理念曾經離她的個人生活很遙遠。直到2008年，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后，這個都市白領突然感到，“原來在城市裡生活也不安全”。

“我要自己去找安全產品才行。”袁英華說，懷孕之后，為了不讓“孩子受到污染”，每樣吃進口的東西她都要“認真看成分、原產地、追蹤新聞”。

不久之后，兩位來自北京郊區、希望推廣直銷的農民來到了袁英華生活的小區。面對袁英華的種種疑問，這對皮膚黝黑的中年夫婦熱情地介紹他們的每一種農產品“在哪兒種，怎麼種”，甚至細致到“面粉過濾了多少次”。

袁英華開始嘗試從他們那裡買蔬菜、水果、大米，這個習慣一直延續至今。而僅僅就在袁英華生活的社區裡，同樣從這兩位農民那兒直接買菜的還有20戶人家。

這對農民夫婦坦承，自己的地裡“也會用點合格的農藥、化肥”。不過，袁英華留意到，賣菜的時候，他們也會“留一些給自己吃”，“這玉米特別好吃，我們都是一從地裡摘了就往嘴裡塞的”。

這些細節都讓袁英華對自己購買的食品越發放心。

“比起外邊產品上的條形碼和成分介紹，我覺得眼前這兩個農民更值得信賴。”袁英華說，“大家認識了3年多，他們還認識我的小女兒，這麼有感情了，你說他們會用有毒的東西害你嗎？”

“信任”是農夫市集的熟客常常挂在嘴邊的詞。這兒的農產品大多沒有正規的包裝或光鮮的外表：青蘋果上虫洞密集，花生油瓶子上隻有一小張白色標簽，手工米酒就灌在農夫山泉的塑料礦泉水瓶裡。但熟客習慣直奔某個攤位，“什麼也不問，直接付錢拿貨”。

與袁英華一樣，馮超起初也會仔細詢問農產品的信息。他甚至特意參觀過自己經常買菜的農庄，在那裡，他親眼看見農民用裝有誘食的塑料瓶子吸引害虫，“用最原始的方法去除虫”。

這些消費者也相信，時間久了之后，他們會與農夫成為“朋友”。在市集上，馮超不僅買東西，也常常幫相熟的農戶看攤子。他發現，農戶會主動與自己分享種植經驗，“賣東西也不是總斷斤算，差不多就行了”。

在北京這個大都市裡，這群年輕人選擇了返回到原始、初級的交易模式。袁英華喜歡帶著小女兒到市集上與農戶聊聊天，感覺“很親切”。“我相信的不是企業，不是政府，而是與農民交流的情感。”她說。

“絕大多數參與農夫市集的人還是相信農民，他們相信農民不會毒害他們。”周立分析說。

“這菜這麼貴，我都不敢炒啊！”

不過，在目前參與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30家農戶中，29家的生產者其實都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與他們的顧客一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本是生活在大城市裡的白領或打工者。出於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又或個人信仰，他們有的選擇返回老家的鄉村，有的決定下鄉租些農田，經營小農庄。

馮超覺得，自己通過選擇買什麼菜，可以讓這些“少用化肥、農藥”的小農庄“至少為環保作了一點貢獻”。在這群農夫市集的忠實消費者眼裡，他們選擇的消費方式不僅意味著安全，還讓他們有一種“成就感”。

范冬雨則認為，自己可以通過消費，促進“公平貿易”。“我希望農民也能過得更好，他們獲得價值鏈上的最大一塊利益，這是我所期待的理想社會。”范冬雨說。

周立分析說，這種有異於工業體系的消費模式是“社會的自我保護”，“工業化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們越來越迷信市場，損失了產品的質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信任。”周立指出，“這時候，社會就會出現‘自我保護’的行為，探索另一種替代模式。”

5年前，董時睿也在台灣中興大學校園裡創辦了台灣第一個有機農夫市集。起初，對許多普通市民而言，那兒的有機蔬菜可謂“奢侈品”。但創辦沒多久，市集就迎來了“排隊買菜”的熱鬧場景。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普通蔬菜的價格也一度“漲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