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民間投資家和我見面時，說了幾個他最近的投資構想。他每說一個，我都搖頭說：不好，不好。后來投資家有些不快了，說過去20年裡，我就是這麼做過來的，幾乎白手起家賺了幾十億，你怎麼能都說不好呢？我答道：因為時代不同了。你所有想法都有一個類似的核心，就是通過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以小博大，實現超額利潤。但現在是一個“道路自信”的時代，你那套已經玩不轉了。

　　所謂“道路自信”，說穿了就是權力集團的日益自信。回首20年前，中國的權力階層，對社會轉型是有一定的疑慮和恐懼的。這才會有“姓社姓資”的內部爭論，才會發生鄧小平南下講話艱難推動改革的一幕歷史。那個時候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不懂何為市場，不知道什麼是現代企業管理，對金融資產証券化衍生產品等更是一頭霧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所以，每推出一項改革，政府集團都不得不把很多工作“外包”給民間，這就給民間資本留下了巨大的改革紅利。

　　在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那幾年，兩類人最容易攫取這種改革紅利：一類是撐死不怕膽大的草莽英雄，另一類是喝過洋墨水或者坐過洋辦公室的海歸。他們分別為統治集團提供“勇氣”和“知識”的外包服務，打前陣，當改革先鋒，去做那些當權者們不敢做或者不懂得怎樣去做的事情。作為獎賞，當權者默許他們從中謀取巨大的、甚至是灰色地帶的紅利。在特定的歷史時刻，連賴昌星這樣一個隻讀過三年小學的莽漢，隻靠在香港注冊一個皮包公司鍍了點假金，回頭就能呼風喚雨，和許多高官深有交往。有人說這就是中國第一代民間富豪的“原罪”，其實不算什麼罪，就是民間資本和權力階層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罷了。

　　但是權力階層畢竟把持著各種渠道的入口，很快就看清了形勢，發現原來市場並不可怕，金錢並不腐蝕權力系統相反是權力系統維持穩定的巨大資源。於是，權力系統開始侵入現代商業的各個前沿行列。上個星期，我曾以剛宣布離任的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為例，講解這個現象。政府公務員出身的馬蔚華大學學的是計劃經濟專業，參加工作的最初幾年同銀行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企業管理基本無關，大部分時間是做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貴鮮的秘書。1988年，李貴鮮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馬蔚華得以隨調到北京，擔任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副主任、計劃資金司副司長等職，空降到了中國銀行業的核心部門，1992年又調任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黨組書記。雖然進了銀行界，但還是公務員身份。然而，到1999年，這位政府高官一個移形換位，便成為中國第一家完全由企業創辦的商業銀行的掌門人了。

　　讓人不得不承認的是，從來沒有在海外留學，也沒有在世界一流金融機構工作過的馬蔚華，把招商銀行建成了世界知名銀行。馬蔚華本人，也曾在採訪時不無夸耀地提到，自己和許多全球頂級的銀行家都是私人朋友，其中包括花旗銀行的三任CEO，以及摩根大通的兩任CEO，等等。其實豈止馬蔚華，如今中國所有大銀行大國企，哪個不是在世界五百強企業名錄裡赫然居之？又有哪個不是經常和老牌市場經濟國家那些MBA墨水喝出來、市場競爭拼出來的世界頂級企業家和經理人們平起平坐，把酒言歡？

　　所謂“道路自信”就是：今天中國的權力階層，對現代社會所需的商業、金融和技術知識技能日益諳熟，對掌控未來社會走向已經充滿信心。他們認為，中學為體，西學可以為用。學習了先進知識的北洋水師已經不亞於國際一流艦隊，練辮子的神鞭剪掉辮子照樣能把洋槍玩成絕活。你說，這道路能不自信嗎？

　　在這種信念下，權力階層已經不太需要民間資本來充當改革先鋒的角色。在最有可能獲得改革紅利的一些領域，國家隊都捷足先登。所謂官商勾結其實已經不復存在，今天中國的政商關系中，政府已經全面充當著強勢的領舞角色。所以才有國進民退的說法，才有福布斯富豪榜成為落馬榜的現象。如果民間資本識時務，他們應該主動喊出“我的一切都是國家的，國家可以隨時拿走”，那麼或許還會被賜予一些周旋騰挪的商業空間。如果你還像我文章開頭說的那位朋友一樣，還在做著過去那種跟著政府走、借力打力的發大財夢想──我不能說你一定沒有機會，但你不妨做好最壞的心理准備。

　　作者吳向宏現為某跨境投資顧問公司創始合伙人。曾任頤和資產管理集團CEO、思科公司大中華區副總裁等職務。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摘編自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