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副秘書長

　　文_本刊記者 姚曉熙

　　近幾年，副秘書長這一職位似乎突然成為腐敗高發的“重災區”。截至去年年底，有媒體盤點了近年來落馬的副秘書長，僅省委、省政府一級就有8名，其中最高受賄金額達4700余萬元。

　　這些數字使副秘書長這一崗位趨於“妖魔化”。但值得指出的是，由於案件查辦的滯后性，大多在副秘書長崗位上落馬的官員，其貪腐事實往往發生在上任之前。將副秘書長與貪腐直接劃上等號顯然是一種誤讀。

　　事實上，他們是一個低調的群體，外界能說清楚他們工作的人不多。曾有一些群眾到某級政府上訪，見來接訪的是副秘書長，就不滿地說：“你是秘書，我找市長。”搞得副秘書長煞是尷尬。

　　他們卻頗有影響力。“也不能太低調。”一位去年才上任的市政府副秘書長笑言，政府主要領導已經多次提醒他，他不僅代表自己，還要代表政府、代表市長、代表分管副市長、代表秘書長。

　　他們是“秘書”，也是“領導”，在更多的時候充當著“幕后人員”的角色，有著不為人知的艱辛。

　　“表面拉風”的“市領導”

　　劉建樹非常守時。

　　約好的採訪時間是下午2點半，《廉政瞭望》記者提前一刻鐘到了。另一位市級干部說，“劉秘書長是很守時的”——這意味著，不能晚，也不宜過早。

　　採訪准時開始。當記者來到劉建樹辦公室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一切准備，甚至為客人倒好了茶水。

　　劉建樹任市委副秘書長已近兩年。說到對副秘書長的定義，他自己先樂了：“剛上任的時候，我專門翻了下辭海，結果沒找到！所以外間不知道我們是干嗎的，連我們自己都不好說。”

　　調侃幾句之后，他話鋒一轉：“不過嘛，在我看來，副秘書長就是協助秘書長負責某一方面工作的負責人。他可以協管或者聯系具體部門，也可以協助市領導開展工作。”

　　具體到劉自身，他不僅分管市委督查室和市委、政府目標稽查室，還負責聯系機要、保密、黨史研究室，同時還要協助一名市委常委，聯系其分管的發改委、環保局、統計局等部門。

　　“副秘書長的分工沒有固定模式，有按部門分的，也有跟領導的。跟領導也不一定是一對一，可能是一對多。”林瑞向記者解釋道。他是某地級市政府的專職副秘書長。

　　“比如我們市政府這一撥副秘書長，除了兼職的以外，都是一對一協助副市長。”林進一步介紹說，“我認為，這樣更有利於開展工作。”

　　不論是哪種分工模式，工作繁雜是副秘書長崗位的共同特征。

　　林瑞對記者說，除了很多工作需要他來牽頭，還有不少事需要親力親為。“比如聯系基層和群眾，再比如一些突發事件，副秘書長是必須到現場去的。”

　　在林瑞所分管的處室人員看來，“他隨時要做好接受各種任務的准備，不像其他領導，工作相對固定。”

　　任務重，只是勞身﹔責任重，則是勞心。劉建樹對記者坦言，作為協助領導的“貼心人”，很多重大事件的決策，副秘書長是要參與討論並給領導“遞點子”的。“尤其是在一些領導不太熟悉的領域，副秘書長的建議有非常大的被採納幾率。”

　　點子遞了，責任就可能落到身上來。“有功肯定是領導的，有過我們當然得頂著。”劉建樹說，副秘書長這個職位還是比較“虛”，表彰什麼的很少會落到他們頭上﹔然而出了問題，他們得“身先士卒”。

　　不過作為副秘書長，也有讓劉建樹感到挺“舒服”的時候。“畢竟還是領導崗位，開個什麼會，副秘書長一般都排在領導班子后面，部門一把手前面。但凡受領導委派出去辦事，各部門也都很‘買賬’。”

　　“雖然沒啥實權，表面還是挺拉風的。”劉建樹笑說道。

　　當然，這種“風光”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作為中部某市政府副秘書長，吳洪軍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苦惱。“我們在協管一些部門的時候，雖然受到副市長的委托，但從級別上來說，我們中一些人只是副處級，部門一把手卻是正處級，難免對我們有所微詞。比如他們經常對排名在后面‘不服’，但有啥辦法？我們勉強算‘市領導’啊。”

　　林瑞對此也有同感。“副秘書長是個挺尷尬的職位，大小算個領導，但說白了，也就是領導的秘書。”

　　最重要是會“兼顧”

　　剛上任一年，林瑞覺得自己正在逐漸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副秘書長。他所協助的副市長，正是他此前工作單位的領導。

　　據說這種狀況很少見。市一級的領導在調動工作時，很少直接帶著下屬過去當秘書。

　　不過林瑞認為，“跟熟悉的領導合作，有利於工作的開展。感情上也更有歸屬感。”

　　由於多年在紀委負責案件查辦，林瑞身上有著“紀檢人”的利落犀利——談話間反應很快，邏輯十分清楚。

　　林對記者說：“剛來的時候完全不適應，老是用紀委的眼光來看事情。比如一個文件遞過來，我首先就看到這裡有問題，那裡有問題。”

　　轉變思維，是林當上副秘書長后的第一個功課。“從‘找問題’，到‘求發展’，關鍵是在嚴謹的工作態度基礎上，再加上適度靈活。”

　　劉建樹也認為，副秘書長要做的協調工作很多，十分考驗其處事的靈活性。

　　“部門管理出現交集的地方，往往容易搶利，也容易推卸責任。”劉對記者說，“這就需要厘清各部門的職責，再去協調溝通”。

　　除了靈活有度，當副秘書長，還有一點是要“看得慣”。這是林對這個崗位總結出的第二條經驗。

　　“政府的工作比較粗放，不能像紀檢工作那樣，在細節上要看得慣。比如一個工程，要走的程序很多，是不是走得完，中間環節是不是全都沒有漏，需要宏觀上去把握。如果每個程序都必須走到位，可能工程就沒法搞了。”

　　宏觀的眼光，還包括對事件處理的前瞻性。吳洪軍認為，現在的政府有很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關鍵問題就在於當下沒有考慮好，沒有前后兼顧。

　　“比如現在的土地管理，很多地方都是未征先供。等到工程進行了一半，老百姓再鬧起來，政府就十分被動。再比如拆遷、上訪事件，其實都是之前沒有處理好的后遺症。”

　　吳在這個崗位已經3年，他認為，當副秘書長，必須上下、左右、前后兼顧。“上下就是領導和部門，左右就是部門和部門，前后則是當下和未來。”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而在這三年內，吳洪軍就換了3個領導。他協助的副市長主要分管民政、交通運輸、農業、救災等工作。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副市長雖然換了三任，但分管的部門沒有變。這讓副秘書長的工作具有連續性。

　　“但是不同的領導風格迥異，要求和側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在適應領導的處事方式上，吳需要下大工夫。

　　“領導的履職經歷是個很重要的因素。”吳洪軍介紹說，他協助的前兩任副市長都當過縣委書記，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在處理相關問題上能力較強，這樣一來副秘書長就相對輕鬆些。而在任副市長隻有過比較短暫的基層工作經歷，在這一方面就會相對弱一些，會更倚重副秘書長。

　　領導履職的地域性也對副秘書長的協助工作有所影響。“三任副市長中，有兩任都是本地人，也都在本地的區縣當過一把手，比較熟悉這邊的情況，很多事情我隻需要協助。另一位副市長是從外地來的，有一個適應過程，我要承擔的工作就更繁重。”

　　不同的領導也有不同的長項和弱項。吳協助的現任副市長曾擔任多年秘書長，工作作風十分嚴謹，對文書的要求也比前兩任更高。

　　據他回憶，一般的材料，被打回來重寫兩三次是常有的。如果是重大會議的講話稿，更需要反復提煉、修改，他甚至曾經為了改好一個發言稿，通宵達旦才完成任務。

　　不僅副職領導換得快，其實副秘書長這個崗位流動性也比較大。

　　林瑞對記者說：“這個職位雖然算不上肥缺，但也不失為一個升遷的捷徑。刻意謀求(該職位)的人肯定有。”

　　以此為跳板的，可能做個兩三年就提拔了，而且去處肯定不差。“要麼是當區、縣一把手，要麼到重要部門當一把手。”一名與副秘書長們接觸頗多的辦公室人員告訴記者，當地市委、市政府這兩年各“交流”出去一名副秘書長，“一個去了財政局，一個去了發改委”。

　　“當然也有像我這種養老的。”林瑞自嘲道：“年紀大了，去其他部門任一把手不現實，以后很可能去人大或政協當個常委，也算不錯了。”

　　而同為副秘書長，在市委和在市政府也有所差異。據劉建樹透露，市委的副秘書長升遷更為容易，大多都去了財政局、交通局等重要部門。而市政府的副秘書長則流動較慢，尤其是在市委和市政府一把手關系不太“和諧”的情況下，要“交流”出去就更難了。(文中涉及人物為化名)

　　“首先是忠誠﹔第二是靈活，協調能力要強﹔再次要博學，最好在多個崗位上輪崗鍛煉過﹔最后情商一定要高，如果副秘書長把所有部門得罪完了，什麼事都做不了。”

　　誰在當副秘書長？

　　文_本刊記者 徐浩程

　　4月27日，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任命汪永清、舒曉琴、王仲偉為國務院副秘書長。

　　這是國務院繼3月任命肖捷、丁向陽兩名副秘書長后，再任命三名副秘書長。由此，國務院副秘書長調整過半。

　　“這個位置處於中央政府工作核心，很重要，調整、人員也很慎重，也很受關注。”相關專家分析稱。

　　這在地方同樣成立。

　　“副秘書長強，領導就省心﹔副秘書長弱，領導就操心。”一位地級市陳姓副秘書長認為，最稱職的副秘書長是，“領導見你簽了‘擬同’，就能放心簽‘同意’”。

　　有培養重用，也有安置過渡

　　那誰在當副秘書長？

　　從任職條件來看，上任一年的陳副秘書長的切身感受是4條：“首先是忠誠﹔第二是靈活，協調能力要強﹔再次要博學，最好在多個崗位上輪崗鍛煉過﹔最后情商一定要高，如果副秘書長把所有部門得罪完了，什麼事都做不了。”

　　從來源渠道看，梳理部分省市黨政副秘書長簡歷，可以發現，盡管副秘書長大多數都是副廳或副處，但省級副秘書長很少從處級干部直接提拔，市級副秘書長很少從科級干部中直接提拔。

　　副秘書長的來源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下級黨政機關以及各部門副職，一是從辦公廳(室)副主任直接升任副秘書長者。觀察人士稱，“后者能佔一半”。

　　少數黨政副秘書長甚至擔任過市長、縣長或者部門正職。2010年任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的劉建，此前就是擔任過亳州、淮南兩市市長，以及安徽省民政廳廳長。

　　從任命情況來看，擔任副秘書長者，既有培養重用的干部，也有安置過渡的情形。這是因為副秘書長崗位既有“成長性”，也具“安置性”。

　　“成長性”是因為副秘書長既能接觸、熟悉全局工作，又要做很多具體操作性的工作，能全方位鍛煉干部。所以擔任此職務的年輕官員，往往是領導看重著意栽培者。這個崗位“可以說是高級干部后備隊，隻要不出問題，仕途都會比較好。”有官場中人告訴記者。

　　2009年四川省曾面向全國統籌公開選拔縣級領導干部，內江市政府副秘書長、巴中市委副秘書長等職位出奇“火爆”，前者報名人數達到了125人，可見報名者對副秘書長這一職務的“高看一眼”。

　　“安置性”則是因為副秘書長有職無權，“一些不好安排的干部擔任此職務，各方都會比較容易接受”。上述人士稱，部分地方就將副秘書長作為“安排人”的崗位。

　　“組織上給一個職務上的過渡，使其慢慢感受到權力的減少。在擔任副秘書長期間，求他辦事的少了，但走到外面，仍然是個領導，臉上還有光彩。”相關專家分析稱。

　　一位政府副秘書長就曾告訴記者，他的前任調走之后，副秘書長頭銜就沒有免，成了一種待遇。

　　這種安排，或是作為“避風港”用來安置那些被問責等官員，或作為一種待遇用來安置老干部，騰出位置給年輕官員解決職務問題，或成為提升更高職務前的一個過渡。當然，這裡面也不排除一種情況，即官員被調查處理的前奏，“放到一個沒有絕對實權的崗位，淡化被查處影響”。

　　副秘書長既可以說是提拔重用，也可以說是虛職賦閑，他們的仕途也就各不相同。

　　2008年湖南省政府任命10位副秘書長。

　　5年后，升遷者3人：排名第一的副秘書長劉明欣，今年4月11日升任湖南省交通運輸廳廳長﹔李皋2011年調任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談敬純今年3月任湖南省司法廳廳長。

　　調動者僅為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的劉慶選。今年4月，他被任命為湖南省委巡視第三組組長。

　　其余5名副秘書長職位雖未變，但也稍有進步。1人在2011年遞補為湖南省委委員，2人先后兼任湖南省政府經濟研究信息中心黨組書記。

　　隻有1人在2012年底被免職。

　　經濟與問題導向的兼職

　　擔任副秘書長的，還有一種情形——兼職。

　　實際工作中，副秘書長分為專職與兼職兩類。兼職副秘書長在副秘書長群體中佔的比例不小。

　　誰來兼任副秘書長，沒有嚴格規定，越往下走，越龐雜。

　　國務院一般由國家信訪總局局長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兼任副秘書長。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兼任的情況出現在2002年。這被解讀為能更好發揮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接待、服務功能。6年后，為了解決日益復雜的信訪難題，王學軍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兼任國家信訪總局局長。

　　最新的情況是，今年4月新上任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同時擔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秘書長。這還屬首例。

　　信訪問題一般都會牽扯到多個部門，處理起來比較棘手，因此某些相關職能部門常常會推諉責任，將上訪者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使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還會引發一些群體性事件。

　　兼任前，信訪部門與相關部門協調時，往往處於弱勢，“協調不動”。兼任后，“有了副秘書長這頂帽子，便能以政府領導的名義出面說話，協調各部門了”，上述官員稱。

　　不過，“現在各地的信訪問題因為加設了副秘書長而減少了嗎？沒有。”相關專家稱，以較高職位壓倒較低職位以解決某些問題的做法，最終會落入“人治”的陷阱。

　　相對解決問題，推動政府中心工作更普遍。

　　園區建設、招商引資是當下各地政府的大事，因此政府副秘書長兼招商局長的不少。“招商引資不僅要招來，還要落地。這就涉及眾多部門，如果走程序時間太長，企業就不願意。副秘書長兼至少能召開協調會，現場辦公吧。”一位地級市政府副秘書長對此有切身體會。

　　他還告訴記者，該市還有一位副秘書長兼任旅游局局長，這是因為該市旅游資源豐富，旅游產業是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副秘書長兼任，能體現政府對這個產業重視”。

　　最近因為不雅照事件請辭的西南証券董事長羅廣，就曾在2005年到2012年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政府金融辦主任。

　　當時重慶正推行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經濟城市建設，這其中最關鍵環節是“錢從哪兒來”。重慶成立了八大城建融資平台，通過運作土地等國有資產，借雞下蛋。要做到這點，由副秘書長兼金融辦主任，能高效處理資本運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此外，兼任省級政府副秘書長還可能是改委主任、計生委主任、駐京辦主任、安監局局長等職務，各地各有特色。

　　到了市級，兼任市級政府副秘書長的部門就更寬泛了。從旅游局局長、招商局局長到執法局局長、仲裁委主任再到國企老總，幾乎所有崗位都能找到兼任副秘書長的案例。

　　梳理省市兩級兼任政府副秘書長的情況，會發現兼任者基本來自經濟、建設領域，民生、社會領域的較少。

　　顯然，副秘書長的兼職帶有明顯的經濟導向和問題導向。

　　在這裡面，副秘書長發揮作用的例子就有兼任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世博局)局長的上海市政府常務副秘書長洪浩。

　　2007年，洪浩兼任世博局局長，面臨的不僅是建設期需要協調各個部門、各個地方場館進展，展覽期還需要與來自各國的場館館長協作，其工作量之大，從世博局內設31個部門就可見一斑。

　　盡管世博會試運營后，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評價為“漏洞百出，狼狽不堪”，但最后也得到了“開局良好，運轉有序”的肯定。

　　“影響不大”的“瘦身令”

　　副秘書長來源的多元，讓這個崗位的職數備受外界關注，但說得清楚的很少。

　　“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一起，就十幾位吧。”陳副秘書長隻願意提供模糊數據。前幾年輿論對副秘書長職數的追問，讓其成了一個敏感詞，眾多地方不願公布。

　　改革開放之初，副秘書長職數沒這麼敏感，也沒這麼多。

　　陳副秘書長向《廉政瞭望》記者回憶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最初接觸副秘書長時，遠沒有現在這麼多，感覺他們與辦公室秘書角色相差不多，“只是辦公室的領導”。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政府職能擴張、領導管理面增大，以及專職與兼職並設，副秘書長越設越多。

　　2008年，國務院就對國務院副秘書長進行了一次少有的大調整，由原來規定的5名擴充為9名。而遼寧省政府副秘書長則從1997年的3名，增加到2000年的8名，再增加到2002年的9名，一路擴充。

　　由於當時中央對地方副秘書長職數沒有硬性規定，各地不僅擴張職數，超編現象更是嚴重：2008年，遼寧鐵嶺9名副市長，居然設有20名副秘書長﹔河南新鄉11名副市長，也設有16名副秘書長。

　　這最終在2008年引起了輿論的關注。“晒晒副職官員”在媒體、網絡上刮起，眾多地方政府陷入輿論的漩渦。

　　2009年，中組部下達副秘書長“瘦身令”，規定：縣級政府不設秘書長、副秘書長，省市政府副秘書長的職數不得超過領導班子副職職數。

　　可實際上，數位副秘書長均認為“‘瘦身令’影響不大”。

　　2011年，《法制日報》就曾梳理稱，福建“瘦身令”兩年未有所動，9個設區市隻有2個政府副秘書長的職數在10人以下，其余均在10人以上，有兩個地市甚至設有15名副秘書長。

　　記者通過各種渠道梳理部分城市政府副秘書長，發現超過副市長職數的情況仍然不少。南京市政府除了近期被查的副秘書長汪揚之外，就還有10名專職副秘書長、2名兼職副秘書長，其副市長為10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就此建議，政府副秘書長實職和兼職要區別對待，不能“渾水摸魚”，編制超標，浪費的也是納稅人的錢。

　　“書記、市長叫主要領導，常委、副市長叫相關領導。我們，叫有關領導。”

　　簽“擬同”的“有關領導”

　　文_本刊記者 徐浩程

　　彭國超的身份較易辨識。

　　他一個人一間辦公室，門上也沒有挂“某某科”的牌子，所以他不是普通公務員。

　　他的辦公室不大，沒挂牌子的門常開，以便來人隨時進出，所以他不是主要領導。

　　“書記、市長叫主要領導，常委、副市長叫相關領導。我們，叫有關領導。”彭國超調侃，認為這個段子對他身份概括很精辟。

　　他的身份是眉山市委副秘書長，不在黨委政府領導班子名單之中，卻又能代表一級黨委政府。

　　另一名副秘書長對自己身份的概括是，簽文件的時候“我們基本上都不會簽同意，隻簽擬同”。

　　他們特征鮮明，是簽“擬同”的“有關領導”。

　　“承上啟下”中間層

　　副秘書長首先是“有關領導”，承上啟下。

　　承上，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協助分管領導開展工作。“一切工作都要為領導安排讓路。”一位地級市陳姓副秘書長告訴《廉政瞭望》記者，他協助的常務副市長，“經常領導突然布置一項工作，我的工作節奏就得跟著變”。

　　啟下，他們受協助領導的委托，協調各職能部門。“一項工作下來了，我們需要布置、安排、指導，隨時跟進進度”，陳副秘書長雖然只是副處級干部，不像部分地市副秘書長按正處級配置，在協調中也會遇到職能部門領導心中不服，但“鬧翻臉，鬧到領導那兒去的情況還是比較少”。

　　因此大量突發的、臨時的、非既定的工作需要他們出面處理。

　　“今天可能上面突然安排要搞一個主題教育活動，明天可能領導突然要求加快修路進度，后天可能出現個穩定問題……你說這些事情誰來打理？”上海市委辦公廳秦德君博士稱，選來選去，還是“要秘書長或者副秘書長來協調、組織、調研、報告、提出初步的方案。”

　　副秘書長幾乎都是“救火隊長”，“救火”是這個崗位重要特征。

　　5月，山東“毒生姜事件”曝光之后，出面回應媒體的就是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馬越男。像這類突發事件涉及多個部門與環節，不管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是農委，哪一個部門出面都無法統籌整個事件，也就協調各部門的副秘書長出面較為合適。

　　部門間的推諉扯皮，也要副秘書長出面協調。

　　“我現在很大精力都用在對付扯皮搗蛋上。”陳副秘書長嘆言，經常開協調會，一開就是幾個小時，各部門在那兒“‘扯嘴皮’，你還得等他們都說完了，才能把早已做好的決定說出來”。

　　這是政府職能擴大的后遺症——部門職能不清，邊界模糊，有利就爭、無利就推。

　　一個副秘書長曾對《廉政瞭望》記者戲稱，“政府如果是輛車，他們就是潤滑劑”，要在單位與單位、部門與部門之間尋找平衡點，尋找各方能夠接受的辦法。

　　“可進可退的彈性崗”

　　這並不意味他們的權力有多大，副秘書長有職無權。

　　“除了兼職副秘書長，專職副秘書長一般沒有半點人財物權力。”一位已經離開副秘書長崗位的官員認為，完全可以將之看做一個虛職。

　　而且副秘書長雖然名義上是黨委政府領導，但他們一般不是常委，不參與常委會，不算決策層。所以他們很少簽“同意”。

　　他們擁有的是簽“擬同”的權力。

　　“70%的文件或者事情，到我這兒就截止了。”陳副秘書長大致估算了一下。

　　各部門提交常務副市長的請示件、匯報件、文字材料等等，都要經過他。他自嘲自己是一個“過濾器”，“沒有必要每個文件、每件事都擺到領導案頭。70%到我這兒就能處理或給出答復，所以到我這兒就截止了。”

　　對於剩余的30%事項，陳副秘書長都會給出處理意見。雖然這些意見絕大多數都會成為最終決策，但“我們基本上隻簽‘擬同’，將最終決定權留給領導”。

　　“擬同”權力，實際上是一種影響力，一種領導職權的派生權力。

　　“如果你是部門一把手，副秘書長找你‘協調’點事，你哪知道是分管領導的意思還是副秘書長的‘私貨’，你會不辦？”一位副秘書長坦言自己能享有領導的派生權力。

　　這就造就了這個崗位最大的特點——“可進可退”，“是一個彈性崗，具有彈性、伸縮性。”一位地級市副秘書長任職多年后，對此感觸頗深。

　　“把這個職位看重點，我們是黨委領導﹔看輕點，我們只是辦事員。”上述副秘書長有時感覺很尷尬，雖然他對外可以代表市政府，“但也得領導委托了你，才能代表，如果沒有委托，還是比較尷尬。”

　　“我們只是‘副秘書’”

　　尷尬之處還有他們與領導秘書的關系。

　　雖然按規定省部級以上領導才允許配備秘書，但實際上，市級領導也會有1名辦公室人員擔當秘書角色。

　　與領導秘書相比，“我們只是‘副秘書’。”上述副秘書長並不認為這是調侃，因為“協調主要領導，我們還是要通過領導秘書才行”。

　　秘書的行政級別盡管沒有副秘書長高，但他們服務領導的職能更純粹，與領導互動更密切，享有的派生權力也就更大。

　　記者曾接觸過數份省級黨委政府內部通訊錄，在這種處處體現等級次序的材料中，秘書排在副秘書長之前。

　　程維高時期，河北省委秘書長都曾因為與秘書李真發生沖突而被免，更不要說副秘書長了。

　　這源於副秘書長的權力結構特點：某些方面是明確的，某些方面是相對模糊的。也與一把手風格有關。

　　“過去上海部分領導就不直接與副秘書長發生聯系，副秘書長的工作都由秘書長安排﹔之后數位領導，隻要召集開會，不管大會小會，副秘書長都會參加。”一位上海官員梳理他接觸過的數屆上海市委領導稱。

　　副秘書長與辦公廳(室)副主任的關系也比較尷尬。

　　他們一人重在對外，一人重在對內。除非副秘書長兼辦公廳(室)主任，否則辦公廳(室)副主任並不歸副秘書長管理。“副秘書長有權力超越處室，直接指揮到人頭。”

　　於是，在這種疊床架屋的組織安排中，部分地區副秘書長與辦公廳(室)主任的“職責也會有沖突”，不過在陳副秘書長看來，這種沖突更多是工作上的沖突，與領導關系不大。

　　談到日常監督，陳副秘書長自言，“監督還是有點缺乏”，“好像沒有非常剛性的制度來約束我”。

　　“分管領導、秘書長不可能監督到我。我聯系了很多部門，但與他們的接觸不是很密切，他們也不可能監督到我。分管的科室更不可能監督我，他們完全不了解我的行蹤，送材料過來都要提前打電話確認我是否在。” 陳副秘書長說道最后，自覺有點惶恐。

　　不過，針對副秘書長崗位風險的問題。一位體制內人士對記者如是說：“現在對權力監督的乏力是共性，從權力越大風險越大來說，副秘書長作為群體並不突出。”他進一步闡述，盯著一個崗位或某個人並非反腐長策，“管人是人治，管權才是法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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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