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國形象在國外的調查中，出現了某種負面的下降趨勢。盧克索神廟題字事件，讓國人反思文明素質問題。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普通人應該承擔什麼角色？通過什麼辦法來引導國民這方面的自覺？

　　陳：其實盧克索神廟涂鴉不是個案，很多名勝都有，包括我自己出國參觀一些古跡，也會看到我國同胞的留字。在痛心之余，我也要說明一下，這個壞毛病不只是我們中國人有，一些外國人也有，隻不過在概率上中國人比較多。這也說明國民意識的重要性。國家這個概念還是要通過個體去展現，中國在哪裡？就在你腳下。

　　提高人們的國民意識，首先就是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就好像拿中美對於“灰姑娘”故事的教案比較一下，美國老師引導學生去理解“守時”、“誠實”、“朋友”等品質的重要性，而中國老師講的是怎麼去分段、哪裡是明喻哪裡是暗喻。所以說，國民素養是從基礎教育就得開始培育的。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對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問題。首先就是我們對外文化貿易處於逆差地位，當然上海是我國唯一在文化貿易上是順差的城市，但這並不能影響到我國在全球文化市場上佔有率太低的現狀。還有政府和民間的不平衡，我們現在的對外文化交流中，政府是主導地位唱主角，但這方面的民間意識就不強。比如台灣地區的雲門舞集，它完全是一個民間藝術品牌，卻能夠成為台灣本土的一張文化名片，不管放到哪個國家都是響當當的，可以讓人翹大拇指。可是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民間品牌。上海的盛大游戲有一些文化產品的輸出，但影響力還是很小。另外就是東西地區的不平衡。沿海地區對外文化交流比較多，但是在中西部地區就少很多，我們去內地一些地方，想要推介當地的文化產品到海外，卻發現這些機構連能夠說英文的人都找不到，這還怎麼去對外交流呢？所以，國家成立對外文化交流基地，就是要研究這些問題，把研究成果提供給決策者和文化市場的各種主體，特別是為政府文化規劃提供前瞻性研究報告。我們聘請的專家，很多都是有著外來經驗，海外背景，他們從本土創業到國外奮斗，然后又回到祖國。他們對國際文化傳播規律、文化創新機制有著豐富的經驗，又熟悉中國。用好這些專家，為他們創建平台，對我們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意義重大。比如，上海這個城市，可以發展什麼文化品牌？我認為電影就是一個突破口，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有很深的電影文化底蘊，但是上海電影卻不能盡如人意。對於上海來說，引進各種優秀文化，包括世界各國的精品力作，除了滿足欣賞之外，還有一層含義，就是也可以提升和倒逼自己的文化原創能力，優化文化的創造環境，先是引進文化品牌，然后培育自己的品牌。

　　我在十年前辦上海國際藝術節時，邀請貝嘉洛桑芭蕾舞團來滬演出兩場《生命之舞》，大師級的表演轟動文化界。十年后，他們已經是主動要來上海參加藝術節，並讓我一個中國人為他們編寫舞蹈腳本，我為他們寫了《生命的誘惑》，他們編舞，並把這樣的“生命系列”首演放在上海，這是從沒有過的。這種文化交流是更高意義上的交流。

　　通過這樣的文化交流，開拓我們的國際視野，讓優秀文化的種子在本地生根開花。

　　問：我們現在在世界上設立了很多孔子學院，發展很快，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說這是文化侵略，當然這是在抹黑，但是如何發揮孔子學院作用，澄清誤解呢？

　　陳：在對外文化傳播方面，很多人說孔子學院發展很快，但我認為孔子學院的功能開發還不夠。為什麼孔子學院能夠發展迅速，其實就是因為它提供了免費學習漢語的機會，外國人對中國越來越重視，想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這是正常的。但是我們如果把孔子學院僅僅當做學漢語的地方，那是不夠的。比如德國的歌德學院，它就承擔了很多文化傳播工作的功能。同理，我們正在推進設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目前也還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因為語言說到底還是一種載體，它承載的應該是我們的價值觀，並對世界產生影響，增進世界對我們的了解。

　　問：我們的文化產業在原創力上是否比較欠缺？對國產娛樂節目和動漫比較泛濫的拷貝和抄襲現象和如何去看待，我們的文化產業怎樣才能具有國際影響力？

　　陳：舉個例子，加拿大的太陽馬戲團，是國際馬戲界公認的第一品牌，但是你去看它的演員，很多都是中國人。同樣，日本動漫是世界領先的，但是它的從業人員中很多也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在技術上中國人的文化制造能力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少了一個從創意到營銷的連續產業鏈。

　　我們去研究文化產業就知道，國外是一種文化消費模式，我們分別邀請過美國國家藝術中心和林肯藝術中心的總裁來做演講，你去聽他們的內容，講的都是文化營銷。它是完全用營銷的方式來做文化，把市場研究做得很好。我們的問題就是這個過程不流暢，重視文化創作，輕視文化消費。有意無意地把消費終端堵塞了，文化創造的源頭也就流動不起來了。做好消費市場的研究再去創作，事半功倍。拿《泰囧》來說，一個小成本電影就因為摸到了平民的痒點，能夠賺得盆滿缽滿。但這個影響力是局限在國內的，你拿到美國、泰國去放就沒有國內這種效果。同樣，很多美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在中國就反響平平。所以這個規律對任何一個文化產品都是適用的，就是你要贏得國際市場，必須要研究國際市場，做到知己知彼。

　　其實，我們也不用過於擔心自己的文化原創力，比如我們的電視劇，經過這麼多年的摸索和實踐，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甄傳》，不去管它的問題，從傳播上它是成功的，客觀上在美國等地方是有影響力的。再想想過去，我們連看到一般的墨西哥電視劇都會激動。我們應該去研究國產電視劇是怎麼適應市場的，是怎麼形成影響力的。這對我們的文化產業有重要的啟發和參考意義。

　　問：文化創新是一種需要多元化環境的事業。目前我們的文化產業對外來文化有一些限制，比如分賬大片配額制度、嚴格的國外動漫作品播放門檻等等，這種限制對我們發展自身的文化產業有幫助嗎？

　　陳：我以前在訪問法國RTL電視台時，就碰到這麼一個事情。當時他們的行政總監索德爾與總編輯都有點像熱鍋上的螞蟻，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獲悉法國國會有可能對廣播法國歌曲比例有新的法規出台。如果這個規定通過的話，那就是在廣播裡播放的歌曲必須40%是法語歌曲。他們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舉動，他們反對對歌曲定比例。索德爾說，我們不能強求下一代喜愛什麼，這將使下一代人與立法人處於對立僵持狀態。文化與經濟一樣不能簡單劃比例。但是法國恰恰是歐洲限定最嚴格的國家。在法國規定電視台播出影視必須40%是法國的，20%是歐洲的，另外40%才能自由配置。但是法國國家影視最高委員會主席亞克布代的立場就完全不同於電視台，他贊成用法規來限定放映比例。他說，正是因為有這個規定，法國電影才能生存，現在法國電影銷售取得了第二位，如果沒有法規保護，法國電影早就被好萊塢擠垮了。影視最高委員會就是法國掌管影視政策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是由政府、國會、藝術家三方面組成的，工作就是監督，對違反規定的傳媒實施處罰。有一位母親投訴電視一台播出的日本動漫過於暴力，檢查后罰電視台自我檢討並處以三千萬罰款。他們還規定每家電視台根據盈利按比例投入到廣播電視事業中去。這個影視最高委員會有9個委員，但是有260個工作人員為他們服務，每年經費上億。

　　所以說，對文化市場設置保護性門檻，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措施。道理很簡單，美國的文化產業影響力太強了，整個世界的文化產值它佔了43%，幾乎佔半壁江山。如果沒有門檻，哪個國家能跟美國去競爭呢？當然，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