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審判

　　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受起考驗。

　　新京報：據報道說，2001年之前，大多“落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審判。2001年，遼寧“慕馬案”第一次採用了異地辦案、異地審判的模式。從“本地”到“異地”，在審理上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田文昌：從“本地”到“異地”，表示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越來越慎重。一般來說，小官無所謂“異地”還是“本地”審判。開始“異地辦案”和“異地審判”的具體標志事件不太好說，但有一點，因為“落馬高官”在當地的影響較大，所以“異地”審理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當地的不公正審理。

　　新京報：從目前看，法院審判“落馬高官”有哪些特點？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響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為嚴謹，從趨勢上看也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開。同時，也是通過對“落馬高官”的公開審理表現出公開的公正，或者叫看得見的公正。

　　新京報：庭審直播，對於審判“落馬高官”帶來哪些影響？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會怕直播，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得起考驗。

　　我認為，即使是對一些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落馬高官”的審理，也不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應該以法律的公正，還治於對法律的踐踏，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體現。反之，則很容易引起公眾對涉事“落馬高官”的同情和憐憫。

　　所以說，一些“落馬高官”在位時肆意踐踏法律，有的甚至鬧出“表情犯”之類的笑話，引起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的強烈反感，但是，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還堅持支持公開審理，就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和公開性。

　　律師如何辯護

　　不管出於什麼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你曾說，“落馬高官案背后常常夾雜著權力的因素，律師若想要認真地辦，會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和風險。”都有哪些“難題和風險”？

　　田文昌：當前的法治環境還不盡如人意，作為律師來說，最大的風險就是容易被誤解和報復，甚至有人把律師說成是貪腐官員的“幫凶”。其實這種說法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為“落馬高官”辯護的律師，在審判前基本上和“落馬高官”都是不認識的，既然是犯罪后認識的，怎麼能說是“幫凶”？

　　當然，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盡職盡責。

　　新京報：你總結了“落馬高官”案的五大特點：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預——尤其是權力干預，取証難，案情復雜和律師風險大。既然這樣，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律師要為“落馬高官”辯護？

　　田文昌：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總的來說，有兩個層面的因素，於公而言，從責任角度上說是推動法治進程，從職業角度來說也是職業生涯的歷練。當然，為“落馬高官”辯護也的確容易出名。

　　不管出於什麼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據說陳良宇、陳希同等“落馬高官”都曾找你做辯護律師，你都給推了，為什麼？

　　田文昌：作為我個人來說，並不是很願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來的又非常多，確實也忙不過來。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於選擇案子的主要傾向，我更注重能否體現作為律師的價值和作用。難度大、爭議大的案子，更能夠發揮律師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師。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傾向於接這樣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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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