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北京“幼升小”新政或造就更多留守兒童【2】

　　“時間來不及了”

　　這是張華燕經歷過的最焦急無奈的5月。整整一個月她都沒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著覺，眼睛下面有烏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點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歲的小女兒，然后拿著紅領巾和寫著“我要上學”的白紙，與其他家長們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到街道辦、小招辦、區教委、市教委、區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心裡很自責，沒有提早做好准備，耽誤了孩子的教育。”她說。

　　實際上，早在4年前，張華燕的孩子隻有2歲時，她已經開始考慮孩子上學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區成為海澱區一所學校的學區房，按照協定，她的孩子可以優先入學。2010年，為防萬一，她又在海澱區買了一套學區房。當時張華燕的心裡踏實了，在她看來，該做的准備都已經做了。

　　去年她開始咨詢居委會、街道辦和學校，到處打聽政策，單位這樣回復她：政策還沒下來，不好說。當政策最終出台，張華燕發現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暫住証上。小區裡與她有同樣情況的家庭共有11戶。她遇到其他區縣的非京籍家長，發現不同的區縣有不同的限制條件，“我聽說通州是最嚴的，我們面臨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孩子沒有學上”。

　　不管她如何責備自己，也無法擺脫這種心酸的滋味。“我們犯下的錯誤，我們自己買單，請給我們一個機會。隻要有一條補救的措施，或者給我們罰款，我們怎麼做都行”。

　　張華燕反復到辦事處詢問，到教委打聽情況，甚至和其他家長在回龍觀鎮政府前面喊了一個星期的“我要上學”的口號。

　　“剛開始的時候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政府可能解決一部分，也可能不給解決，這些都不好說。”在張華燕和其他家長看來，這是對他們的搪塞。

　　如果說對於當時答復，他們還抱有一線希望，稍后幾天，從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復則讓他們開始失望。

　　“區政府告訴我們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訴我們權力已經下放到區政府。再后來就說開個會才能做決定。我們就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張華燕說。

　　吳靜和張華燕同屬於一個小區，她和丈夫隻有一方的暫住証符合要求。根據昌平區的政策，單親家庭隻需要提供一方的証明。5月21日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提交材料時卻被告知隻有在5月1日前離婚才算有效，婚白離了。吳靜說，像她這樣選擇離婚的家庭，有幾十例。

　　盡管家長們一再地互相提醒，要克制自己，理性地表達訴求，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訪辦門口，他們還是與警察發生了沖突，4人被帶到東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況。張華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第二天她回到家時，已經是凌晨5點。她簡單洗漱一下，又奔向昌平區教委。

　　趙紅和她的同伴們幾乎是在重復張華燕的生活軌跡，只是地點由昌平區換成了朝陽區。他們的時間比張華燕更緊迫，朝陽區提交申請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點。然而他們得到的答復並不比張華燕好。

　　5月23日上午，南磨房鄉政府的工作人員說：“我們隻負責收材料。”中午，朝陽區政府信訪辦給他們的答復是：決定權放在鄉裡，去找鄉政府文教科。下午，他們又去南磨房鄉政府，信訪辦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只是政策的執行者，隻能向上反映情況。我們已經聯系文教科的同志，他們稍后就到。”直到下班，僅有一樓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員都沒有露面。

　　盡管家長們反復要求，南磨房鄉政府一直沒有提供關於社保的政策文件。一位家長憤怒地說：“有政策變化必須得公告。政策到底是誰制定的，請給我們一個說法。”

　　“我們的時間來不及了，可是我們心裡一點底兒都沒有。”趙紅說。由於一直不停地在說話，她的嗓子有些啞。她把背包裡的面包拿出來看了一眼，面包已經有些味道，她又塞了回去。

　　5月25日下午，趙紅從朝陽區南磨房鄉政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提交申請材料的人數為380多人，通過人數為88人，通過率為23%。這是提交申請材料的最后一天，他們在朝陽區教委呆到晚上7點40分，然后又趕到南磨房鄉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請。工作人員雖然收下了材料，但還是說：“就算我們收了，沒有社保還是過不了。”

　　“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絕望了。”趙紅說。說完這一句，她忽然嚎啕大哭。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