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北京“幼升小”新政或造就更多留守兒童【3】

　　“為什麼不回老家”

　　這些天張華燕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你們為什麼不回老家上學”。

　　張華燕老家在遼寧，1999年她和丈夫到北京中關村做IT業務。“外地人來北京打拼都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一路艱辛走過來的。剛開始來北京，身家性命都壓在這裡。我們覺得這裡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挺憧憬的。”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從個體戶發展為一家大公司，在北京擁有四套房子，“我們在北京生活這麼多年，生活圈子都在這裡，北京就是我們的家”。

　　2005年她將父母和公婆接到北京來居住，把老家的房子都賣了。“我們舉家過來。老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不可能再回去了。”如果女兒回遼寧上學，他們家需要重新在遼寧買房，家裡人面臨分離的局面。“孩子隻有跟著父母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們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回老家上學，對孩子來說人生地不熟，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剛到北京時，張華燕居住的地方是昌平的庄稼地，一片荒涼。“我們外地人建設了這裡。是不是現在不需要我們做貢獻了，就要讓我們離開？”

　　張華燕的大兒子3歲時隨他們一起來北京，2000年兒子幼升小時，他們在北京還沒有買房，父母也在老家。如果把兒子送回老家，自己不在身邊教育，她擔心兒子就算學習好了，性格也可能不好。考慮到兒子在北京能夠增長見識，德智體美能有更好的發展，最終選擇讓兒子留在北京。在交了贊助費后，兒子很輕鬆地在家門口的一所學校上了學。當時的張華燕沒有想到，10多年后她再次面臨孩子上學問題時，更沒想到會這麼困難。

　　與張華燕一樣，趙紅也被問了無數遍“為什麼不回老家上學”。

　　“要是家裡什麼都好，誰願意背井離鄉出來？”趙紅老家在甘肅，很貧困。家裡房子很小，如果全家人都回去，他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她的弟弟在西安打工，老家隻剩下70歲的爸爸和公公，孩子回家后會就成為留守兒童，沒有人照顧。“國家正在想方設法地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可是這個政策分明就是在制造更多留守兒童。”

　　趙紅在“南磨房幼升小”的群裡很活躍。急脾氣的她怕說錯話誤了大家的事，每次派代表交涉時總是主動退出來，隻在后面不時地提醒家長們要克制。盡管在行動時她總是為大家加油打氣，告訴家長們要相信政府，但回家后的她難以面對的是孩子的面孔。

　　趙紅的兒子豆豆一直很活潑淘氣，可是最近幾天她發現豆豆很乖，她出門時豆豆都會哭著說，“媽媽，再見”。每天回家，豆豆都會問她一遍，“媽媽，通過了嗎”？他對趙紅說：“媽媽，就算不上學了，我也不離開你。”

　　家長們在一起互相打氣時，隻要說到自己的孩子，就會難得的輕鬆開懷。趙紅給大家講了豆豆安慰她時說的話：“媽媽，等我有錢了我給你買房車，在世界各地給你買車位，你想怎麼停就怎麼停。我們不要住在固定的地方，我們有房車，房車裡面什麼都有，我們想到哪個城市就到哪個城市。”

　　趙紅聽的時候很幸福，回味起來卻很心酸。她不希望兒子這麼小的年紀就接觸到這些，但這些都不是她所能決定的。有些家長將自己的孩子帶到鄉政府和市政府，“孩子很聰明，他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希望把孩子帶過去，讓政府看看我們的孩子，他們要上學。”

　　李婷說：“孩子問我們他現在為什麼不能在這上學的時候，我們做家長的真的很難回答。告訴他，因為你學習不好，不是。因為你惹爸媽生氣了，也不是。因為我們是外地人，可是我們不想這樣說，不想傷了他的自尊。”

　　李婷和丈夫6年前來到北京，他們到北京來的一部分原因，是想讓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走得遠一點。在他們老家，很多留守的孩子十幾歲就不上學了。

　　這些天李婷一直將孩子希希帶在身邊。希希3歲前是留守兒童，在老家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3年前李婷將希希從老家接到北京，他每天躲在桌角說“媽媽我害怕”。一直到現在，希希不願意和別人接觸，說得最多的也是“媽媽我害怕”。李婷聽到希希怯懦的聲音，心裡很不好受，她不願意讓孩子再次成為留守兒童。

　　5月24日早上下著雨，家長們在南磨房鄉政府門口寫“我要上學”的條幅，李婷讓希希也過去寫上。希希將“要”字寫錯了，修改后，他仍然覺得不好看。回去后的幾天他一直在自責，他問李婷：“媽媽，是不是因為我的字寫的不好看，所以不讓我上學？”

　　“孩子，去哪裡上學”

　　盡管時間很緊張，張華燕還是抽空去了一趟天津。她去天津的目的是買房。6月1日前在天津買房可以申請藍印戶口，她要為女兒以后的高考做准備。張華燕的大兒子是回遼寧參加的高考，在北京能考500分的他，在遼寧考了280分，連上三本的資格都沒有。“兒子已經耽誤了，不能再耽誤女兒。”張華燕說。

　　提及去天津買房的事，張華燕急忙解釋：“我不是要退縮，女兒在北京上學的事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她從同伴那裡得到消息，北京市教委將會在6月30日前給他們回復。也許是已經失望多次，對於這個回復，張華燕沒有把握，但她很堅定：“我們就算隻有十幾個人，也會找律師爭取權益。”

　　張華燕的鄰居，已經離婚的吳靜，不得不選擇妥協。她和丈夫准備回老家，先復婚，再考慮孩子上學的問題。

　　妥協的不僅僅是吳靜。盡管朝陽區教委的工作人員說將會在6月18日前給他們答復，也會對審核沒通過的材料進行復審，趙紅的同伴們卻每天都在減少。5月26日，他們的群解散了，趙紅也放棄了。她開始聯系老家，為孩子回家做准備。“在知道市教委和區教委都沒給肯定答復之后，我就陷入絕望之中，我不願意再提這件事，也不再抱著讓孩子在北京上學的希望。”

　　雖然同伴從最初的五十多人，減少到現在的二三十人，李婷仍然在堅持，她做夢都在想等拿到借讀証一定好好睡上兩天兩夜。好幾個家長生病了，參加活動的時候隨身帶著藥，他們向單位請了假，決心不到9月1號絕不放棄。“這條上學路太難走了。但是我們一定不會放棄，一定堅持到底。我們從小就教育孩子，遇到困難不要退縮，不要害怕，現在我們遇到困難了，一定要努力爭取，給孩子做個榜樣。”

　　她再次地強調絕對不會回去，但她的表情茫然：“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我們的孩子該去哪裡上學。”

　　她希望政府幫助他們把家鄉建設好，招商引資，發展經濟，提高教育質量。“如果大家在家掙的錢和在北京掙的錢一樣多，孩子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到很好很全面的教育，我們自然會選擇呆在家裡，還可以多陪陪老人，這樣不是很好嘛。”

　　陳平抱怨：“我們在這裡打拼多年，原本認為孩子在這兒上學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兒上學不是搶佔教育資源，而是孩子呆在我們身邊才能有良好的教育。”他表示能夠理解這個政策，但是政策太突然，家長沒辦法應對。要是提前一兩年通知，他們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比如離開北京回到老家，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手忙腳亂。他與李婷一樣，決定堅持下去，雖然不知道將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奔走多日的趙紅病倒了，她說：“我們就像帶了一個玻璃罩，走啊走，好不容易走到這裡了。人家拿著一個巨大的錘子，?一聲給砸了，我們隻能重新來過。”她說完這一句，不願再說話了。

　　（應採訪對象的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