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解密中組部：辦公樓不挂牌 電話不顯示號碼【4】

　　兩大核心業務

　　中組部的核心業務大致分為兩部分，一是負責黨建，一是管理干部人事。

　　一位熟悉中組部的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一般說來，帶有“組織”字眼的局處，如組織局，是管黨建的;帶有“干部”字眼的局處，如干部調配局、企業干部局，就是管人事的。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於經濟建設亟需大量的科技創新人才，中組部又在原知識分子工作辦公室的基礎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負責人才隊伍的建設。

　　近幾年，這個局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方面顯示出巨大的能量。2008年，牽頭啟動了“千人計劃”，僅用了三四年時間，就從國外招攬了2263名頂尖科學家和領軍人才來華創新創業。

　　自從設立了人才工作局以后，中組部有了新的定位，即“三個之家”：黨員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識分子之家。

　　中共有超過400萬個基層黨組織，中組部組織局承擔著對它們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組織局還負責8000多萬名黨員的管理和教育。可以說，這是一項繁重且出不得半點差錯的任務。

　　為了有效地實現管理，組織局側重於宏觀指導，具體的事務則更多地依靠各級黨委，以及延伸至基層的組織系統。張全景說：“組織系統沒有涉及不到的部門，戰線非常廣。”

　　這個龐大、嚴密的系統，從中央、省、市、縣一直延伸到鄉鎮，有大約10萬人在維護著它的運轉。

　　根據1985年的數據，當年底組織系統共有干部96615人，其中包括：中組部509人、省委組織部2741人(平均每省94人)、地市委組織部17087人(平均每地市47人)、縣市委組織部37928人(平均每縣17人)和鄉鎮組織委員38350人。

　　中組部對大約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採用了分類的辦法。每個干部局，負責某一個或幾個系統的干部的選拔、任用和管理。比如，有的干部局管黨政與外事干部，有的管地方干部，有的管經濟、科技與教育領域的干部，還有的管企業干部。

　　各個干部局對干部的管理，不僅僅是“管人頭”(即提拔、任免干部)，還需要讓那些被提拔的干部“能坐在一起工作”，后一項工作也被通俗地叫做“配班子”。

　　中組部原部長賀國強，在黨內以“善於團結人”著稱。有媒體報道說，他執掌中組部之后，摸索出一套“配班子”的“賀氏法則”，即在保証干部個體素質的前提下，注重干部之間的兼容性。在黨政一把手的配備上，避免將兩個強勢干部配在一起。通常是，將資歷深一點的與資歷淺一點的搭配，性格強勢一點的和性格溫和一點的搭配，思維方式宏觀一點的和微觀一點的人搭配。

　　在如何管理“班子”上，張全景也有自己的經驗。那就是，管好一把手。干部管理權限下放以后，如何管好地方干部，成為中組部當時面臨的一個新問題。1993年，張全景提出，管好“兩個30”，即30位省委書記和30位省長。他說，很多問題都出在一把手上。“無論是用人也好，其他事情也好，一把手的作用太大。選好、管好一把手，好多事情就可以辦好。”

　　為了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進行監督，中組部還專門設有干部監督局，受理用人方面不正之風的舉報。同時，辦理中央批辦的反映領導干部重要問題的案件。

　　為此，中組部對外公布了舉報電話12380。這個電話很可能是公眾能夠與中組部聯系的唯一方式。中組部的辦公樓不挂任何招牌，辦公電話沒有列入公開的電話簿，從樓裡打出的電話不顯示來電號碼，隻有一連串的零。

　　低調與“高調”

　　中組部一直被認為是中共最神秘的機構之一。它的工作人員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在工作場合，與被考察對象談話也不苟言笑。

　　曾在中組部工作多年的王軍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由於工作需要，他們經常會與省部級領導談話，參加他們的民主生活會，但從不發表任何意見，更不會輕易評價干部，隻帶耳朵、筆記本，聽完就走，不講話，“就像是一個隱身人”。

　　退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廳廳長的唐文光，上世紀60年代曾在中組部工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剛到中組部時，他被安排處理地方上的來信。有一次，他剛准備給地方打電話，就被叫住了。他被告知，打電話前必須先寫一份電話稿，經批准后才能打。“你的一個電話，對下面的人來說，就是一項政策。”

　　“在很多時候，中組部的言論就代表中央。沒有授權，我們是絕不能私自發表看法的。”李志民說，“必須要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組部內部有一套嚴格的紀律制度。所有工作人員的工作筆記都標有序號，用完存檔，離職前全部上交。不同部門之間，互不交流工作。出差去哪裡、找什麼人、辦什麼事，更不能相互打聽。

　　張全景認為，組織工作有一定的機密性，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工作性質、工作方法的考慮。

　　歷史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長期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根據地，環境也很艱險。而組織部對自己工作范圍內的黨員、干部是全部了解的，因此保密就至關重要。

　　建國后，由於組織人事工作的敏感性，仍存在保密問題。某些黨員干部的特殊情況、正在醞釀尚未決定的人事任免、醞釀討論過程中的各種不同意見等，仍需保密。“這與擴大用人上的民主、黨務公開等並不矛盾。”張全景說。

　　中組部工作人員表現出的不苟言笑，甚至是刻板，在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看來，是工作性質使然。“在組織系統內，你永遠不可能代表自己。”他說，“你必須低調、內斂，服從紀律。”

　　不過，中組部也有“高調”的時候，那就是出席干部的任免大會。

　　一般而言，各省市區一把手的任命，都會有一位中組部的副部長到場。每年“兩會”后，是地方領導的換屆期，也是中組部領導最忙的時候。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梳理發現，僅去年3月20日那一天，就有河南、湖南、河北、黑龍江和江西的五位省委書記履新。而這一天，王秦豐、潘立剛、張紀南、王爾乘和王京清這五位中組部副部長也同時亮相，分別出席這五場履新大會。

　　四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通常都是政治局委員，任免大會的級別相應更高。

　　2007年11月30日，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干部大會，傳達了中央關於薄熙來接替汪洋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決定。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親自到會宣布該決定。

　　薄熙來2012年落馬后，張德江以副總理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李源潮再次與會，並發表講話稱：“這次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鑒於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

　　8個月之后，張德江結束了短暫的重慶歲月，孫政才接任市委書記。宣讀任免決定的，是剛擔任中組部部長不久的趙樂際。在講話中，他代表中央，肯定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在重慶的工作。

　　去神秘化

　　近年來，中組部開始出現去神秘化、公開化的跡象。

　　2005年7月7日，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出席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這是中組部第一次派高級官員接受媒體集體提問。

　　2010年6月，中組部在例行發布黨內重要統計數據時，一改往年的書面發布方式，破天荒地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還任命了一位新聞發言人。

　　發言人說，這是推進黨務公開、提高組織工作透明度的一個實際舉措。他坦率地說：“作為新聞發言人，我對這個工作還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幫助、多指點、多理解。”

　　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中組部開始探索公開選拔領導干部。中國人事科學院研究員吳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今，副廳級以下以及部分專業性較強的領導崗位，已經實現了公開選拔。

　　2010年4月，德意志銀行(中國)原董事長張紅力被任命為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力成為中組部從海外引進的最高級別官員，改寫了之前沒有“海龜”直接成為“中管干部”的歷史。

　　中組部打破慣例，通過市場方式選聘“中管干部”，儼然是跨國獵頭公司。但不言而喻，它與獵頭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同。

　　在組織關系上，四大國有銀行的高管(董事長、副董事長、行長、副行長和監事會主席)均屬於“中管干部”序列。其人事任免，國資委會參與，但中組部有很大的發言權。

　　事實上，中組部曾多次以輪崗的方式，對國有商業銀行的高管進行調整。一些高管，被任命為政府高官。前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曾被擢升為央行副行長，完成了從銀行家到政府官員的轉型。

　　有人批評，公開選拔的范圍不夠大，尤其是高層干部的選拔方式，仍比較傳統。

　　“(高級干部的任免)不是博弈的結果，而是合力的結果。”蔡志強說。他認為，這種閉門協商機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權衡各方不同意見，避免出現動蕩。

　　但這套協商機制，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更加公開化。同時，如何界定組織部門的權限，如何管理不同類型的干部，也是新時期中組部面臨的課題。

　　“中組部正處於一個巨大的變革時期。”蔡志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責編：趙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