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农夫市集保卫餐桌实验or中产腔调【3】

我信任的不是企业，不是政府，而是与农民交流的情感

事实上，农夫市集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台湾中兴大学生物产业管理研究所教授董时睿介绍说，大约20年以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出现专售绿色、自然农产品的农夫市集。现在，定期的农夫市集在美国已经有4300多个，英国则有接近500个。

在周立看来，农夫市集兴起的背后，是人们对工业化农业生产与销售模式的一种反思。“食物本来应该为了人们的生命健康而生产，但大规模、长距离运输的工业化生产渐渐扭曲了这个本质。”周立说。

对袁英华来说，这样新兴的理念曾经离她的个人生活很遥远。直到2008年，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后，这个都市白领突然感到，“原来在城市里生活也不安全”。

“我要自己去找安全产品才行。”袁英华说，怀孕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污染”，每样吃进口的东西她都要“认真看成分、原产地、追踪新闻”。

不久之后，两位来自北京郊区、希望推广直销的农民来到了袁英华生活的小区。面对袁英华的种种疑问，这对皮肤黝黑的中年夫妇热情地介绍他们的每一种农产品“在哪儿种，怎么种”，甚至细致到“面粉过滤了多少次”。

袁英华开始尝试从他们那里买蔬菜、水果、大米，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而仅仅就在袁英华生活的社区里，同样从这两位农民那儿直接买菜的还有20户人家。

这对农民夫妇坦承，自己的地里“也会用点合格的农药、化肥”。不过，袁英华留意到，卖菜的时候，他们也会“留一些给自己吃”，“这玉米特别好吃，我们都是一从地里摘了就往嘴里塞的”。

这些细节都让袁英华对自己购买的食品越发放心。

“比起外边产品上的条形码和成分介绍，我觉得眼前这两个农民更值得信赖。”袁英华说，“大家认识了3年多，他们还认识我的小女儿，这么有感情了，你说他们会用有毒的东西害你吗？”

“信任”是农夫市集的熟客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这儿的农产品大多没有正规的包装或光鲜的外表：青苹果上虫洞密集，花生油瓶子上只有一小张白色标签，手工米酒就灌在农夫山泉的塑料矿泉水瓶里。但熟客习惯直奔某个摊位，“什么也不问，直接付钱拿货”。

与袁英华一样，冯超起初也会仔细询问农产品的信息。他甚至特意参观过自己经常买菜的农庄，在那里，他亲眼看见农民用装有诱食的塑料瓶子吸引害虫，“用最原始的方法去除虫”。

这些消费者也相信，时间久了之后，他们会与农夫成为“朋友”。在市集上，冯超不仅买东西，也常常帮相熟的农户看摊子。他发现，农户会主动与自己分享种植经验，“卖东西也不是总断斤算，差不多就行了”。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这群年轻人选择了返回到原始、初级的交易模式。袁英华喜欢带着小女儿到市集上与农户聊聊天，感觉“很亲切”。“我相信的不是企业，不是政府，而是与农民交流的情感。”她说。

“绝大多数参与农夫市集的人还是相信农民，他们相信农民不会毒害他们。”周立分析说。

“这菜这么贵，我都不敢炒啊！”

不过，在目前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30家农户中，29家的生产者其实都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他们的顾客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白领或打工者。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又或个人信仰，他们有的选择返回老家的乡村，有的决定下乡租些农田，经营小农庄。

冯超觉得，自己通过选择买什么菜，可以让这些“少用化肥、农药”的小农庄“至少为环保作了一点贡献”。在这群农夫市集的忠实消费者眼里，他们选择的消费方式不仅意味着安全，还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

范冬雨则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消费，促进“公平贸易”。“我希望农民也能过得更好，他们获得价值链上的最大一块利益，这是我所期待的理想社会。”范冬雨说。

周立分析说，这种有异于工业体系的消费模式是“社会的自我保护”，“工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越来越迷信市场，损失了产品的质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周立指出，“这时候，社会就会出现‘自我保护’的行为，探索另一种替代模式。”

5年前，董时睿也在台湾中兴大学校园里创办了台湾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起初，对许多普通市民而言，那儿的有机蔬菜可谓“奢侈品”。但创办没多久，市集就迎来了“排队买菜”的热闹场景。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普通蔬菜的价格也一度“涨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