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独立“监督权”

　　委员张勇到成都调查捐款长毛的事，要在当地红会人员结束陪同后，偷偷再跑出去

　　当初红监会成立大会上，赵白鸽曾表示，将全力保证红监会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不过，多名委员认为，监督权，是红监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成立之初，委员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就提到“如何保证‘执法权’”。他说，“比如说我要去监督一个地方红会，我要想看看社会捐赠资金是否按照捐赠意愿使用了，我凭什么去检查它，它凭什么接受我的检查监督”。

　　调查成都捐款长毛事件时，委员张勇曾感受到来自地方红会的抵制情绪。

　　成都红会将调查组的行程安排很紧，还安排参观博爱家园项目以及与志愿者座谈等。

　　当时，张勇是在当地红会陪同结束后，又悄悄出去会见当事人和进行调查。

　　雅安地震后，出现摊派捐款的现象，红监会在官方微博上批评了某地红会。这个地方红会很恼火，“明明体制就是这样，为什么单独批评我们？”

　　网友对于红监会活动经费，会否影响其独立性也提出了质疑。

　　此前“善款长毛”事件的调查，根据媒体报道，费用由红总会负责。红监会章程里也写明，办公经费和场所都由红会提供。

　　4月27日晚，红监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工作经费由红会支付，“这符合国际惯例”。而次日红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赵白鸽称，红监会运作经费全部由委员自筹。

　　多名委员接受采访时称，红监会成立后白岩松捐款5万元，后来的办公经费主要来于此。

　　据介绍，红监会成立半年来，对于红会工作缺失导致的一些问题，有时在官方微博中发布公告，有表示批评、谴责，不过最终并没人为问题承担过责任。

　　红监会最多“建议”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