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后他们也承认，我们报告的数据是扎实的、准确的。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Q：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A：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Q：也有不打不相识的官员？A：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Q：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A：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Q：你现在是在生气吗……A：你哪点看出我生气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A：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气，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越找越没人理，所以他们现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书里说，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是说他心胸不够宽？A：是啊。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媒体需要让你当红二代的时候就给你搁红二代里，需要让你当官二代的时候给你搁官二代里，需要当腐败分子的时候给你搁腐败分子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A：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这跟我的出身、背景)关系不是绝对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只知道我是军人子弟，没有人说我是军长的儿子，我就要怎样怎样。

Q：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较叛逆，才会去当个体户？A：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虽然后来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独立生活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

最初出来创业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是有严肃纪律的，经历过三反五反的人，谁敢(照顾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的贪污腐败呢？当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就因为用公款请部队的干部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纪委抓住紧紧不放，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Q：当年的“红二代”和现在的“官二代”有什么区别？A：比如说老红军可能有三个军功章，但他就在后勤管伙食，这些人的后代叫红二代。官二代是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是。从学校门一出来，就因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给他一个司局长当。海南洋浦区因腐败被抓的规划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直接当了官。他算什么东西，我非常看不起这些人，狗屁不是。

但媒体需要让你当红二代的时候就给你搁红二代里，需要让你当官二代的时候给你搁官二代里，需要你当腐败分子的时候给你搁腐败分子里，对社会产生的误导是极大的。但我们不在乎，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

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后他们也承认，我们报告的数据是扎实的、准确的。

Q：媒体和社会总认为你在替开发商说话，在意吗？A：我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的管理者，就是个利益代言人，要不然要行业协会干吗？汽车协会的不为汽车说话，钢铁协会的不为钢铁说话，那不是傻子吗？欧盟的就得为欧盟说话，欧盟的为美国人说话，那不是神经病吗？

Q：你怎么为大家代言？A：(房地产行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产生冲突实际上是2003年之后。

这之前，虽然有行业协会，但建设部和我们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朱镕基给建设部下达的任务是利用城市住房建设让中国经济从下坡中走出来，特别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制定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时候，最初写的是“可租可售”，后来把“可租”给去掉了，变成“可售”，就是一定要卖掉。目的是要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

行业第一次发声是在2003年的调控之后。我们第一次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反对，直接攻击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差点把这个文件彻底毁灭，这充分显出行业协会的力量。

Q：有了微博后从千夫所指到“大众情人”，什么感觉？A：2007年房价高涨之后，大家都觉得，任志强是个坏人。所以从那一年才开始有个“人民公敌”的说法。2008年、2009年，态度就开始有些转换；到了2010年有了微博之后，就完全转换了，原来是90%的骂，现在是90%的赞；从博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转换的过程，最开始骂的多，慢慢就被转变过来了。

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懂点道理的，都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因为这十年来，看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一直是最准确的，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

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们的REICO(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所有几十个博士，天天在做这些研究，中国最完整的房地产报告就是我们的。每次我们的报告一出来，住建部就赶紧打电话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办公厅，所有重大经济部门都来管我要。

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后他们也承认，我们报告的数据是扎实的、准确的。

真正认同我的人是按照我说的去做的。比如我说要涨价了，他就拼命买房子；或者说开发商先不卖房子，到涨价再出售。这些是真心的，没有行动的人都不叫真心，顶多就是凑个热闹。

中国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弄复杂

孔丹和秦晓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先有国”，一个认为“先有家”，这些争论在我们中间是很公开的，很坦然。

Q：最近我的同行把你跟胡锡进放在一起做了个比较，叫“分裂的爱国者”，你是否了解？A：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胡锡进，只知道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我知道爱国有很多种，批评只是爱护的一种，老师不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还是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可讨论的？胡锡进那不是爱国。

Q：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你赞同“中国很复杂”一说吗？A：一点也不复杂。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复杂。我也从来没觉得他是在讨论爱国问题，他经常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其实你明说也行，“领导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他不是，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胡锡进呢？

Q：很想知道你对“爱国”所持的观点。A：胡锡进曾让潘石屹给我递话，不要老在微博上骂他。我说我没骂他，只是认为你不要像墙头草，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人们说起我至少会说，我在坚持说自己想说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Q：“红二代”里，你这种风格的多吗？A：红二代基本都这样，他们没在公开场合说，是因为你们没注意到，他们每个都比我敢说。胡锡进算什么，就因为他是《环球时报》总编，你们就关注他？红二代里敢说能说的人多得很，出的书也不少，很多人比他有名。

Q：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和孔丹(中信原董事长)都算“红二代”，你怎么看网上传的那个对话？A：胡扯八道。有类似的情况，但不是那种话。有过争论也很正常，我们每年都有聚会，秦晓、孔丹、我都是召集人，当然还有其他召集人，经常在一块聊天、争吵。这个世界大得很，你们只看到一小部分。

Q：争论和讨论什么？A：时政。孔丹和秦晓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先有国”，一个认为“先有家”，这些争论在我们中间是很公开的，而且是很坦然的讨论，没有像他们说的变成了敌对了，胡扯八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都是。

Q：孔丹那段爆粗口的话，后来也澄清过，不是真的？A：前两天微博上刚发了一张他们俩靠在一起哈哈大笑的照片，很说明问题了。但一个没在现场的人，杜撰出来的事情，被你们当真了，还想去求证，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愚蠢。孔丹的口述史出了很多，秦晓的口述史也出很多了，两人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找一本孔丹的口述史，看完你就知道了。

Q：你乐观吗？A：乐观不乐观得看你们，我们基本退出舞台了。我现在不算是体制内，我应该算体制边缘，很多他们已经不管了，比如说党的工作开会、组织学习，和我没关系了。如果后面的人不努力，那就很被动。

Q：你当人大代表的时候，努力过吗？A：我的书里已经说了，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打破了很多困境，推动了很多改革，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肯定很有希望。怕的是你们总爱问“你们怎么敢去做，我们不敢做”。但，甭管我们敢不敢，我们做了。

Q：最近很热的话题是富人移民潮，你会移民吗？A：我为什么要移民啊？要移早就可以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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