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的时候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的时候我就是被仇恨的人。

 任志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任志强可能是永远不会微笑寒暄的冷面受访者。有位海外媒体主编回忆初见任志强时说：“他不正眼看我，这是男人的一种羞涩。”

他多数时间低头盯着右下方—一台笔记本电脑，手肘撑在桌子上挡住脸。然后以冰冷的语调回答提问。在接受《壹读》采访的几个小时里大多如此。

第一次采访之后，壹读记者又进行了补充采访，任志强更是几度不快，“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个××，×××，为什么把我们放一起说？”“他不值得我去讨论！”但不快之后，还是回答了“所有问题”。

回头看采访记录：在他这里，没有所谓敏感和不敏感的问题；在他这里，充满自信以及“我看不起他们”；在他这里，他把自己和媒体的关系定义为：我们，你们—“我们”都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尤其是央视为代表的“官媒”。

我们多少知道任志强的处事风格，加上这些年一直是他言论和作品的消费者，所以对他的表现并不吃惊—他就是这个样子，果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

该批评的时候毫不留情，该赞美的时候有些吝啬，对政治人物，也毫不掩饰他的尖锐。过去十年，他一度千夫所指，但自2008年之后，尤其有了微博，声誉迅速改善，跃升为“大众情人”。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除了他对中国经济走势做了诸多现在看来准确的判断外，还在于他“在商言商”之外的表现：总是不吝啬对体制的批评。他说，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就是爱国。

一定意义上，他改善了地产商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他也用不间断的阐述，向社会各界供给市场经济的常识。“常识”稀缺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下是《壹读》对任志强的采访，他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们尽最大可能全文发表。他谈了事，也谈了人，谈了王岐山、俞正声、汪光焘等政治领导人，谈了自己，谈了王石，谈了冯仑，谈了小潘，谈了媒体，谈了“公知”，谈了父母……“被迫”谈了胡锡进和司马南。

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

与公知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是在第一线，我们有最实际的资料和经验，他们没有，所以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

Q：“野心优雅”对你的形容准确吗？A：我不喜欢这个标题，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和出版社讨论了好多次，但他们坚持用这个名字。出版社的力量比我大啊，人家们说不用这个标题，就不给我出版了。这个标题，小潘(潘石屹)他们没一个说好的，只有不认识我的才说好。

Q：在意销售吗？A：这本书没怎么签售也没怎么宣传，卖得还不错。重要的不是要把它作为畅销书卖，我的角色是传播一个“你认为需要，它就有用，你认为它是一个八卦，你就可以不看”的东西。有人说出书是为了扩大影响，我根本不需要。

Q：那为什么要出书？A：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我出书也不是第一本了。就像前美联储主席鲍尔森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已经和出名或收入没关系了，书稿费再高也不会比在高盛当总经理的收入高。所以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很多历史记录下来，或告诉社会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赚多少钱。

Q：在你身上，企业家和公知，哪个成分更多？A：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坐在屋子里的研究者和我们这些实践者差得很远。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对的，他们总是错的。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只是媒体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万能的工具。大部分的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的时候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的时候我就是被仇恨的人，把我当万能的猴耍。

Q：那你不在意？A：媒体过去很在意“官媒”之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像最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就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我就说：“我不去，要采访到我这儿来”。芮成钢采访也得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和媒体的关系早就颠倒了，媒体想利用我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利用它，不但不需要它，还经常看不起它们，我一个微博的力量可能要比十个媒体的力量还要大。

(责编：刘凌、姚丽娜)